我把哥哥住处的照片给了母亲看，母亲看看，别过头去叹气：“么人叫他奔来奔去的，哎。老老实实上班，到现在不管么子都搞正咯。现在搞得这么样，真是害人害己！”我说：“不能这么说，他也只是想尽快把屋里搞好。”母亲转头看我，摊开手说：“你看搞好咯？不都是俺往里面贴钱。弄的鬼事，烦死咯！”哥哥回来，母亲和父亲都没有说他什么。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端水洗脸，看电视，生活在表面看来都是一如既往的平常。侄子们在房间里嬉闹，哥哥坐在床头看电视，看看电视转头又看他的两个儿子。有时，他抱着他们中的一个，也不说话，就单抱着。嫂子坐在沙发上织棉鞋。我坐在那里，母亲在堂屋叠衣服，父亲坐在木椅上泡脚。而哥哥再次去上海时，是不是还要住在那个门卫室里？
2014年2月5日星期三 大年初六
初六是个好日子，村庄里娶亲的、定亲的、嫁女的、做九澡的，都选在了今天。全家都分配到各个亲戚做客去了。父亲的朋友陈志国儿子做“九朝”，他要去送礼，我问什么是做“九朝”，父亲说这是老习俗，原来生孩子都是在家里生的，到了第九天接生婆要给新生儿洗澡，这时主人家就会请来外婆、姨娘等亲戚前来共同见证，现在孩子都是在医院出生，接生婆这个行业也消失了，但习俗依旧在，当然也不会限定在出生后第九天办，等满月办也是可以的；姨娘家的儿子定亲，要“扯衣裳”，这也是老习俗，定亲那天，男方请来女方的婶娘们过来做客，然后大家一起上街，男方给女孩买新衣服新首饰，女方的婶娘此时可以帮着女方提出各种购买需求，男方都要满足。现在这些习俗也简化了，男方请来自己的女客和女方的女客，一起在家办个宴席，相会相会就可以了。
我跟母亲去参加表弟所谓“扯衣裳”的定亲宴席，负责招呼各位女客的是姨娘家的叔爷。堂屋四张圆桌，铺上红色塑料膜，大家被那位叔爷按照辈分安置好各自所坐的位子。大家先喝茶，桌子中央的果盒放着些精豆、麻片、桃糕、多味花生，过了会儿围绕果盒放了十碟冷盘，盘里分别放着：醋泡辣椒、炒黄豆、苹果切片、桔子、生姜片、花生米、兰花豆、葡萄、桂圆、荸荠。这放冷碟也是有讲究的，如果是上十二个热菜，就摆十个冷盘，如果是上十个菜，就放八个冷盘。放了第一次鞭炮后，果盘取走，上全家福、鸡抱蛋，叔爷会带着表弟站在门前，向大家敬酒，让大家吃好喝好，大家起身回敬；放第二次鞭炮，上三丸吉利（由糯米丸、肉丸、南瓜丸组成）。这前三道菜是固定的，后面的九道菜可随意，此次他们上的是：爆炒牛肚、黄鳝、喜多多、板鸭、团鱼、炒虾、鸡柳、米粉肉、骨头汤。以前办酒席，都是请垸里会做饭的人来帮忙做，自己准备好桌椅肉菜，现在我们这里时兴了宴席承办的行业，有专人负责送来圆桌、塑料圆凳、移动灶台、各种冷菜，热菜也是承办的人来做。宴席结束，他们再把所有的东西拉走。此次，我问姨娘给了他们多少钱，姨娘说三百八十块钱。
在姨娘家吃完宴席，我跟母亲慢慢沿着省道往家里走。我一手拎着姨娘给的各种吃食，一手挽着母亲的手。母亲穿着嫂子买的枣红色羽绒服，老说这颜色太艳了。我说哪里艳丽了，穿得挺好。母亲素来穿衣服都偏朴素低调，二十年多年前，住在广州的二舅给了我们很多衣服，其中有一件开司米毛衣上有亮片，她拿着剪刀一一剪掉才肯穿。天空阴沉，小粒小粒的雨点落了下来。风吹得全身冻透，我冷得发抖。母亲问我：“北京不比屋里更冷？”我说：“北京有暖气。”
走到度假村门口，只见里面亭台楼阁，建得颇具规模，在一片乡村红砖屋之中，显得十分气派。母亲说这是隔壁大树垸的张烈华开的，平时节假日市区人来乡下玩，就来这儿。我们家的地就租给他们了。我问怎么个租法？母亲说：“他们的人来找我们签合同，说签三年，一亩地一年八百块钱，垸里人都不同意，说要租就租三十年，租金一年一千，还在谈。俺因为要盖屋缺钱，就签了合同。”我看看度假村后面那些田地还种着小麦，便问：“如果地都卖给他们咯，你们种么子？”母亲说：“可以种别人的地，现在地好多人都不种咯。度假村的人还嫌租的地太少，他们要大量租地发展。”我说：“那不跟过去地主一样了？”母亲说：“是啊，以后垸里人可以进去打工。大家都说这一年政策要变，政府要把地收上来，所以都想趁现在地还在个人手上，赶紧把地租出去。”度假村后面，远远能看到兽药厂的烟囱在冒烟。
路上碰到堂妹莎莎，她是胖爷的小女儿。母亲说：“你回来了？”莎莎小小个子，戴着针织帽，水蓝色长羽绒服，脸上并没有回来的喜气劲儿。昨晚在灶屋烧火，隔着窗户便见到胖爷门口有人在打架，一看是胖爷在发飙怒吼，他从房里拎出一把铁锹要扎人，立马被其他人拉住。他要打的人是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母亲说他是莎莎的“老板”（我们对“丈夫”的称呼）。那人尴尬地站在那里，手上还拿着要分发的烟。而胖爷吼道：“滚！给我滚！”莎莎从我们灶屋窗边哭着跑过去。母亲感慨：“莎莎嫁给外地人，胖爷死都不肯。他大女儿嫁到外地，细女儿又要嫁外地，他接受不了。你不晓得，当时莎莎说要嫁，胖爷把她往死里打，莎莎往坝上跑，你胖爷把她捉回来，在地上拖，拖得手上都是血，拖回来把她锁在房间里不准她出来。第二天一大早，莎莎就悄悄地跑走了，还是跟那男的结婚了。”
胖爷是四爷爷那支的叔爷。他家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那时候我婶娘因为得了白血病，病死了。叔爷只身去了广州打工。家里只大我两个月的大女儿，在家里带着弟弟、妹妹。那位堂姐叫圆圆，也就是莎莎的姐姐。而我家那时父母远走他乡去种地，家里只有我留守下来读书。常常我在她家的门口徘徊不去，圆圆在厨房里做饭炒菜，矮墩墩的身子猴着往灶膛里吹火。才几岁的妹妹莎莎在边上递柴火，弟弟在外面跟一帮小孩子玩耍。我饿着肚子闻着他们厨房吹散出来的香味，那菜油的气味蓬蓬地撞着我的鼻子。圆圆扭头看见我，嘻嘻笑着问我要不要来一起吃。我拒绝了。当她们一起端着碗站在家门口的墩子上吃饭，我还赖在那里。圆圆就跟邻居家的婶子讲我那馋相，我又一次羞愧莫名。
我那时跟圆圆是同学。父母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一到清晨六点，天还未亮，母亲就叫起我，帮我穿衣服，待会儿好去学校晨读。当母亲把棉袄、毛衣一件件给我往身上套时，我的姐姐们就背着书包过来了，有我的三多姐，也有圆圆姐。她们静静地站在我的房间门口，脸蛋冻得通红。我们一起走在村庄的泥路上，路过柴垛、房屋、猪圈，池塘梆梆梆响起婶婶们捶衣服的声音。跟圆圆一个班一直读到四年级，有一天正在上语文课，胖爷突然闯进教室，拿起圆圆的凳子。老师赶过去问圆圆为什么这几天没有过来上课，胖爷说她现在能认识字，不用读了。而三多姐初中还没读完就辍学了，后来被家人送到村里的理发店学理发。还有一个女孩，初一的时候在我们隔壁班，我只知道她是另外一个村庄的，于我并无任何关联。却在有一天，我在我五爷爷那支的叔爷家里见到她。那时候她也辍学了。一问才知她也是我的姐姐，小时候那家的婶婶生了三个女儿，这是最小一个，生下来就给送到亲戚家里去了。读初中的时候，养父母离异，谁也不要她。她只好回来，而她的亲弟弟，一直拒绝叫她一声姐姐。
我只有一个哥哥，没有亲生姐姐。我爷爷兄弟五个，爸爸堂兄弟十一个，十一个堂姐，四个堂妹，他们的名字我至今大部分叫不全。那时候二婶已经生了两个闺女，而我妈妈一来生了我哥哥。当时是个大家庭，大家一起住在池塘边的土砖屋里。儿子决定了母亲的地位，二婶因此不受待见。常常二父不耐烦，一巴掌扇过去，二婶也不敢吭声，没有儿子终究是要忍耐着。这也因此造成了二婶与我妈妈的关系始终处于表面和和气气内里不断较劲的漫长对垒。待到我三姐出生，二婶气恼不过，干脆称呼这个多余的女儿为三多，大名叫安娣。整个家族以多子为荣，每位叔爷家里都有儿子，那些多出来的十五个女儿终究为了别家养着。
姐姐妹妹们，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都这样地忙碌：帮他们的妈妈们洗衣服，带弟弟，去田地里拔草，去河里捡柴火。那时候我跟着她们在河堤下面的树林游荡，她们坐下来，说起做女人的不好。为什么不好？她们一起讨论，最后得出结论：女人要生孩子，疼。而今，所有的姐姐妹妹们都嫁了。她们的孩子们满地跑，有的已经上了初中，有的在外乡，再也难回家一趟。圆圆自从辍学后出外打工，十几年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有一次，大堂哥在外乡一个餐馆吃饭，抬头看收拾桌子的服务员眼熟，一问竟然是圆圆。后来，圆圆失踪了。胖爷跟着后来娶的婶婶花了好大的精力，从广东出来，坐火车，乘汽车，走了一天山路，一直找到江西一个山沟里，胖爷辗转得知圆圆在广东打工的时候跟着一位江西的小伙跑到了这里。这是一个贫穷的村落，小伙的家里父母都不在人世了，只有一个瘫痪的爷爷。而圆圆已经在这里生养了一个女儿。胖爷在村庄一路找到圆圆的新家，圆圆躲在房间不肯出来见他们。
五爷爷那一支的堂姐在外跟人一起，生了个儿子，带回家。那外地的丈夫过来登门，叔爷命令把大门紧锁。那丈夫跪在大门外，姐姐和儿子在门里哭，叔爷去扇耳光。叔爷怎么都不愿意把女儿嫁到外地那听也没听过的地方去。母亲说那堂姐的“老板”在外面跪了一天，大门也始终不开。最后孩子哭了，叔爷把外孙一下子从门里推到了门外，让这男人带着儿子滚蛋。男人带着孩子走后，姐姐一个留在了家里，叔爷哪里也不准她去。
每回回家，我总是能听到关于姐姐妹妹们的故事。她们与我一起熟识的只有三姐和圆圆这几位，其他的都在我幽暗的空旷记忆中默默生长。她们都没有完整读完过书，稍微大一点都出外打工挣钱，每个月源源不断把钱寄回家，让父母在老家盖起了新楼房，给弟弟攒了读书娶媳妇的钱，然后她们该出嫁了，为人母，为这无穷无尽的生活延续新一轮的操劳。前年回家的时候，暌违了十六年，我见到了圆圆。她已经是三个女儿的母亲了，既然没有儿子，那还是要继续生下去，哪怕是山里的那个家已经家徒四壁。我站在叔爷的家门口，她低头给她的二女儿扎头发，抬眼见我，开口亲切地叫我。我们客气地聊着，她盈盈笑着，像是小时候见我的那个馋相笑的模样。
胖爷站在屋场上，铁锹已经被人夺走了，他手插在裤子口袋，脸色十分难看：“都是个没良心的东儿，寻死寻活奔到外面去，还有脸回来的！”婶娘骂他：“你就是个神经病！”胖爷对着围观的人吼：“看么子看呐！有么子好看的啊！”众人渐渐散去，莎莎的“老板”还是尴尬地站在离胖爷稍远的地方。父亲与福全并排站在台阶上，各自拿着烟看。我推推母亲：“你看。”母亲探头看了一眼，脸上立马沉了下来，把火钳往灶台边上一扔：“你老儿真是个没得骨头的。”
2014年2月6日星期四 大年初七
新屋我来住之前，一直都是父亲在住。他的红色小收音机、喝水的瓷杯、装瓜子花生的盒子都在这里，地上打胰岛素针用的棉签也是他扔的。过年回来的这些天，我一直在这里看书写作，他怕影响我，就回老屋住去了。有时母亲会过来，见我坐在沙发上看书，就说：“你真坐得住。”她手上提了一包装满雪饼、苹果、橘子的塑料袋过来，怕我饿了可以拿着吃。袋子一般我都没有动过，上次放在哪里，现在她来的时候还放在哪里。她看了看袋子，又看看我说：“你以前蛮爱吃的，现在都不大吃了。”她又拿起电视桌下面的开水瓶，打开瓶塞看了看，说这水冷了她再打一壶来。有时她坐下来打开电视，声音开得极小，我说：“开大点儿。”便放下书，跟母亲一起看一下午电视，我们都爱看《老有所依》，一起感慨，一起唏嘘。坐久了，她说：“这屋才是冷！”转头跟我说：“你要加一条毛裤，莫感冒咯。”
晚饭我们在老屋吃完后，父亲都会先到新屋来，他要再一次给自己注入胰岛素。屋外细雨蒙蒙，他打着手电筒走在水洼处处的路上。我洗完脚刷完牙过来，上楼的时候就能听到电视机大大的声音，走到没有安上门的房门口，电视在放着新闻，父亲歪在沙发上张着嘴睡着了。我拿起羽绒服给他盖上，他又懵懵懂懂地醒了过来。我说你去睡觉吧，他双手坐在屁股下面，身子坐正：“我要看看天气预报。”我坐在母亲下午坐过的小椅子上，跟他一起看新闻。他看看又歪着歪着睡着了，鼾声小小的。头顶的白光罩在他戴着帽子的头上，脸的一半白蜡蜡的，一半在阴影中。我用手拍拍他的膝盖，他都没有反应。天气预报说寒潮来势凶猛，全国各地大面积降温降雪。父亲这时醒了过来，眼睛看着我：“你几时走？”我说了出发的日子。他愣愣地看着我，“等你再回来，新屋就装修好了，你回来就可以住咯。”说着站起，从盒子里抓起一把瓜子，拿起手电筒往外走，“你早点困，莫搞得太晚咯。”
有时候哥哥也会过来，他坐在父亲坐过的沙发上，抽烟发愣，电视会换到钓鱼频道或者体育频道。我也会放下手上的书和要写的东西，陪他坐着一起看。他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着，我看看他，他看着电视。夜晚寒气更重了，窗玻璃上雾蒙蒙一片。地上的烟头也越来越多。嫂子有时找过来，脸上有怒气，肩上背着装满东西的提包，向哥哥要车钥匙。哥哥问她要干嘛，嫂子说给钥匙就是了，哥哥把车钥匙给了她，她拿着转头就走。我问：“你们又吵架了？”哥哥说：“这几天都在吵。”我们又陷入沉默之中。看完一个节目，他又站起来，看看我：“我回去咯。”我说好。他的脚步声比父亲的快了很多，很快耳边只有淅淅沥沥的雨声了。
大部分时间里，新屋只有我一个人。堂屋、二楼、三楼、阁楼，它们都等待着开春过后的装修，铺上防滑瓷砖，刮上腻子，涂上白漆，而现在它们裸露着粗粝的内里。在房间里坐得久了，我就楼上楼下转悠，父亲和盖房子的师傅们一点点把它搭建了出来，我没有见到这个积累的艰苦过程。放在墙角的木架子，堆在阳台上还未拆封的水管，铺在堂屋的细石子，它们沉默地存在于此。再过一年，我不会见到它们了。刚回来的日子里，我在新屋里走动，父亲跟在我的身后，我走到哪里父亲讲到哪里，说这个的价格那个的用途。我像是客人一样。晚上睡觉，风吹动新屋哪个角落，会传来类似于人走动的声音，我常常会吓醒。我强行自己分析这个应该是什么响动，但是恐惧之心还是不能完全消去。
老屋已经够老了，屋顶上的瓦残缺不全，墙壁上的裂缝日渐扩大，我童年时代的涂鸦也模糊不清。我坐在堂屋的长椅上，看着它的一点一滴都在崩塌之中。随着新屋的盖成，它不会再被劳心劳力地修复和装饰，它将一点点地破败、积满灰尘。我常常在老屋里转悠，从灶屋、堂屋、厢房到楼上阳台，明年这个时候它将不会再住人了。父亲已经把我在老屋睡的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给搬到新屋来了，我会站在我那个房间发发呆，那里现在堆着杂物。父亲悄悄地进来，在我身后说新屋里我的房间会装上吊顶，铺上木地板，给我做婚房用。我说你随便装修，我都可以。反正每年我也只能住上几天而已。相处三十年的邻居，我们也将与他们分开。从我一出生，他们就在我的视野里生活着。每年我回来，他们都叫着我的小名。我叫他们这位爷那位娘的，他们会说我胖了还是瘦了。母亲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会站在他们的堂屋里，好好再看看这些我曾经玩耍的地方。他们跟我的父母一样变老了。
堆满垃圾的池塘边上，湿黑的柴垛茅草顶耷拉着，高低错落的屋顶后天空隐隐发亮。从老屋走向新屋的路上，那些红砖垒砌的小小茅厕几十年一直都在，路边的桑葚树修路的时候砍掉了，一些人家拆掉了老屋在原有的屋基上重新盖了三层新楼，一些人家的房屋破旧低矮房门紧闭，显见的是已经搬离去他乡了。没有狗吠声了，也没有鸡鸣声了，麻雀从池塘这头的毛白杨上飞到屋顶上。路上碰到了好些我叫不上名字却又熟悉的老人，他们弓着背，慢慢地走着，眼睛细细地看我：“你是庆儿是啵？”我点头说是。“都这么大了，认不出来咯。”而有一些老人，我这一年回来再也见不到了，虽然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话。
新屋建在一片菜园中间，屋后的坟场过年时鞭炮不断，哀乐阵阵，一问母亲村里又有老人去世了，花圈簇新地插在新立的坟头上。屋前的菜园栽着冬青菜、莴苣、包菜、菜薹，园子边上插着荆条，有老人在园子里摘菜，雨点在青青的菜叶上溅开。父亲说开年隔壁又有人会来盖房子，那时候我们就不是孤零零的了。老屋三十年前盖的时候，也曾经是孤零零的立在长江大堤下面，现在你看前后左右都是屋子了。明年再回来，你看看，垸里又要多好多新屋。父亲指给我看那些还在麦田中央的屋基。父亲又说：“等你老了回来，住这个新屋几舒服的。”我转头看他，他在抽烟。很奇怪，平日里闻到烟味我退避三舍，父亲的烟气我却觉得颇为好闻。他问：“你是明天走还是后天走？”我说后天，他点点头：“路上注意点儿，这几天又是雨又是雪的。”我说好。不知哪家在放烟花，嗖一下，又嗖一下，在垸子中央的天宇绽开又灭掉，楼边的水泥路一辆汽车的车顶凿开夜色，沙沙地擦着地面离去。
临行前，母亲已经把我带回来的衣服又重新洗了一遍，虽然我说自己已经洗过了，她还是说洗得不干净。我的包里塞满了她炸的鱼块、腌制的霉豆腐和干鱼腊肉。嫂子和哥哥过完年也要去上海了，侄子们留在家中让母亲带。为此，嫂子给母亲买了个手机，并存入了我、哥哥、侄子老师们的电话号码。我教母亲怎么用手机，她拿着手机像是一个小学生一样，重复着我教她的步骤，父亲也凑过来，怎么教他们都觉得十分麻烦。我便把我们的手机号码抄录在本子上，字写得大大的，一个个让母亲看，眼睛是否看得清楚。母亲说记得把家里的电话号码也写上，手机里也存上，这样在外面人家问起，她可以把手机给别人翻看。她说起上一次骑三轮车从市区回来，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有了手机，就不怕了。
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我坐在老屋的堂屋里，再一次长久地看。我在这个屋子里出生长大，三十年来它已经老了。泡脚的时候，父亲、母亲都随手拿着小椅子过来，他们的脚跟我的脚一起泡在热水中。母亲和父亲的脚踝看起来都是干黄的，而我的年轻白润。泡脚的木盆也有了好些年的历史了。堂屋的钨丝灯泡罩着一层灰，爷爷、奶奶的遗像还是悬挂在堂屋正中牌匾的边上，有时候我从堂屋走到灶屋时，我总感觉他们的目光追随着我。侄子们拿着玩具枪从房间玩到堂屋，又从堂屋奔到大门外。母亲让他们别乱跑，外面天冷，跑出汗又要感冒了。嫂子和哥哥在房间里说着话，我离开后的几天，他们给孩子们报完名，也该走了。
夜渐渐深沉，再一次我要离开老屋去新屋睡觉了，母亲说，我陪你一起过去。空气清寒，阴云厚重，雪看来非下不可了。我说：“北京也下雪了，一百多天一滴雨都没有下，这次终于下了。”母亲说：“我忘了把毛裤塞到你包里去。”我说：“没事的，北京有暖气，已经说过好几遍了，不冷。”母亲还是不放心：“外面还不是冷。”我牵着她的手说：“外面是干冷，不像我们这边是湿冷。”手电筒的光照着前方的水洼，有雪粒子落下，砸出点点涟漪。我有点儿贪婪地呼吸村庄的空气，它夹杂着的气息，是泥土的，柴垛的，还是草木的，说不清道不明，但是等我离开后，它又会让我时不时想起。上到新屋的二楼，打开灯，母亲坐在床边，我坐在沙发上。她问：“票在啵？”我拍拍胸口的钱包说在。她又问：“出去说话做事要注意。”我说晓得。她站起来把我的床铺好，在上面拍了拍，拿起手电筒说：“我走咯。”我说好。她的脚步声非常轻，雪粒子敲窗的声音把它盖住了。
过了一会儿我手机响了，一看是母亲打来了，我接了，她在电话那头说：“我就试一下能不能打通。”
跋 慢慢告别
每一次回家都像是一次告别。母亲做饭的时候，我拍照。父亲看电视的时候，我拍照。侄子们贴在墙上的卡片，我也拍照。我初中写的作文本，装满辣椒的提篮，晒在阳台上的芝麻，黄昏时骑车去长江大堤上看在远山处落下的太阳，我都给拍下来。母亲问：“拍这么多做么事？”说话时，她把炒好的菜端到桌子上，我又拍了一张。过去，我觉得时间长得不能再长，就像是暑假无事睡在竹床上，听门外知了一声一声叫个不停，时间像是满溢的水一般淹没了我，而现在我却觉得一切我熟悉的，都在衰老和剥落。眼睛能看到的，比如说母亲脸上的皮肤不再是过去那般紧致了，手一揪就可以拉起来一些；再比如父亲，看电视看着看着就仰在沙发上睡着了，连呼噜声都没有……每次回家，我都默默地看着他们，他们走路、说话、吃饭、发呆，趁他们不注意，我都拍了下来。我知道我无法阻挡他们走向衰老的速度，哪怕我用钱买各种营养品给他们，都无法阻挡。
在北京，坐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奶奶带着孙女上车了，车子很挤，那位奶奶紧紧拉着孙女的手，担心她摔倒。我赶紧把位置让给了她们，奶奶笑得很腼腆，说着含糊不清的方言，我明白她是感谢的意思。看着她们坐好，我别过头去，不忍多看。我忽然觉得内心那种疼惜之情泛滥，仿佛那就是我母亲，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牵着她的孙子、孙女。她其实生活得很慌张，因为她什么都不会。不会普通话。不会坐公交。不会刷卡。可能过马路都要孙辈教她学会看红绿灯。我不由地把她们的生活都看成我母亲的生活。虽然母亲并不会来北京生活，她在老家带着孙子们。她在她熟悉的环境中，方言、柴垛、田地、池塘，都是从来不会有多少变化的存在。可是这些母亲熟悉的，对我来说逐渐陌生了。虽然我很努力地做到不断地吸纳细节，然而我与我出生的土地不再有血溶于水的那种感觉。这里发生了好多事情，我错过了。父母这些年来日复一日地生活，我也错过了。因为错过，所以父母的衰老，对于我来说才这么直接明了地呈现在我眼前。
父亲的电动车破得很彻底，两面前视镜、仪表板都没有了，正逢着中秋国庆“以旧换新”活动，父亲决定去把旧车换成新车。这样的话，他接孙子们上下学就容易些。哥哥开车，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父亲骑着旧电动车在前面带路，我不断拍父亲骑车的背影。哥哥说：“爷气色看起来可以，活个八十岁没得问题。”我说：“老娘今年看起来老好多。”哥哥点点头：“老娘是平时看起来没得么子毛病，一旦病起来可能都来不及（抢救）的，就像家婆那样。”我们扯了很多。父亲几次心脏骤停，都是哥哥开车立马送到医院抢救的。这些发生时我在外地，事后很久我才知道。我们这样直接地说着父母离去的问题——我们已经到了要面对这个的时候了。
父亲。母亲。两个人。我在我的回家任务清单中，有这样一项：陪他们看看电视。母亲躺在床上，侧着脸对着电视；父亲在沙发上，手中拿着遥控器，嘴巴却张着睡着了。他们吃饭的时候还争执了一会儿。父亲说盖房子主要都是他在做，而母亲都只是洗洗衣服做做饭之类的小事情；母亲听了很生气，说那些拌水泥、挑水的工作都是哪个做的，没有她的后方支援，你还盖得了房子？两人都冷着脸不说话。我忙打圆场：“好咯，好咯，你们两个哪个都离不开哪个，房子是你们两个一起盖的。”现在他们继续重复昨晚的事情：看电视。父亲要等天气预报，每回都是在晚上七点半。我说我上网一查就查到了，父亲还是要看。这是他这些年养成的生活习惯，他自己都不会意识到的。等天气预报播报时，他等不及，已经睡着了。
每一次回家都像是一次告别。
我看着他们。我一会儿看看父亲，一会儿看看母亲。他们将近四十年生活在一起，结结绊绊，一直到今。如果他们中间哪个离开了，另外一个该怎么办？当然我和哥哥会照顾，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可是我们替代不了他们的关系。如果母亲先离开，父亲怎么办？他在家庭生活中，很少做家务，如果只有他自己了，他怎么面对呢？如果是父亲先离开，我却相信母亲会有条不紊地过着生活，是她这些年维系着家庭的日常。母亲对着父亲，琐碎唠叨，说他这个穿的衣服不对，说他连米放哪里都不知道，父亲就会闹小脾气不理会。可是他们终将要面临另外一个先走的问题。儿孙辈如何去弥补那种空缺呢？
我是自私的。让我回到家乡生活，我从内心里是不愿意的。我疼惜父母，我寄钱，我买东西，我做各种各样的弥补，可是我还是愿意在外地生活。我在看他们的时候，我终究还是要离开他们，继续我自己这些年来的生活。我可以在家里待个几天，吃吃母亲做的饭菜，跟父亲聊聊闲天，仅此而已。我是个客人。我不融入他们的生活，我也不牵涉到他们的琐细中去。我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离开，每个周末打个电话问个平安。我再也不会尝试跟父母说我外面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理解不来。这种隔膜感，我们终究无法消除。但是依旧会疼惜，因为看得清这种局面，你抵抗不了时间，只能各自绑定在自己的生活之中。而他们将继续衰老，你将继续漂泊。
在家的那些天，母亲每顿饭都想着法子做好吃的，我说寻常菜就好了，她还是忙个不停。隔天要走了，母亲一会儿过来问：“要不要喝香飘飘？要不要喝参汤？干鱼要不要带一些？”吃饭的时候，又说：“在外面脚别架着，要放开。要懂礼貌。”我说：“晓得晓得，我都这么大咯。”母亲笑笑：“噢，我忘咯。”我一直不怎么敢看她的眼睛，偶尔碰到了，我赶紧挪开。她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对我好了，她一直在我身边走动，摸摸这个，看看那个。我问她：“手还痛啵？”她说不痛。我又说：“你看起来一直都没老。”她说：“是啊，你父亲看起来倒是老好多。”母亲做好饭，让我去叫父亲。推开房门，电视依旧在放着，父亲因为眼睛不好，看电视时坐得离屏幕特别近。叫了他一声，他没答应。走近去看，他低着头睡着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醒了过来，迷怔地看我，我说吃饭啦，他费劲地起身。去厨房时，他问我是不是明天走，我说是的。他点点头：“又要一年咯。”我喉咙一紧，没有说什么。
吃完饭，母亲在厨房洗碗，我在拍照。她看看我，说起一个细节：“上次你在房间里锁着门写东西。你细侄儿打门打不开，就跑过来跟我说这是他的屋子，为么子细爷不开门。”她把擦好的碗放下，又继续说：“虽说是细伢儿话，终究说出了些事实。他们毕竟只是你侄子，你还是需要有自己的依靠。等我和你爷不在世咯，你一个人么样办？”第一次听到母亲说离去的话，心里一阵生疼。如果平安的话，还有好些年我要过的是没有父母亲在世的生活，那是怎样的生活，我无法预知。我也不敢预知。
走的那天，母亲煮了十来个鸡蛋，因为知道我爱吃，又炖了鸡汤，炒了一桌子菜，我说吃不完，她说那也要吃。吃完饭，父亲看我说：“我找了一个画匠，帮我画了遗像。画得几好，你要看一下啵？”我忙说：“我不要看。”他笑了笑。电动车推了出来，母亲在后车厢放了个小板凳，我背着双肩包坐了上去。车子开动了，母亲和侄子们站在路口，向我挥手。我看了看大侄子一眼，他高瘦的个子，到了母亲肩头了，过不了几年，就是一个少年了。现在他九岁，当年我九岁时，父母也不在我的生活中，我逐渐学会了一个人去面对这个陌生未知的世界。他还好，有我的父母在。父亲把车子开到了公路上，我拿着相机不停地拍他的背影。他问：“有么好拍的？”我说：“你莫管。”他又说：“去年我心口疼，吸不过来气，你哥把我送到医院去抢救，我又活过来咯。”我大吃一惊：“我为么子一点儿都不晓得？”父亲又笑笑：“这个有么子好说的？都过去咯。”我大声地说：“出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告诉我。”父亲说好好好。
快到火车站时，父亲问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他大声地说：“你给你妈零花钱没有？”以前每次回家，我都会给母亲几千块的，这次我却没有。一分钱也没给。我说：“都给我哥咯。”父亲嗯的一声：“屋里实在是一分钱都没得咯，农药钱、种子钱都是欠的。”我忙说：“等我发工资，立马给屋里寄。”父亲又问：“你不能苦自己咯。”我说：“没得事，我写稿有稿费。”父亲说那就好。到了火车站，离开车还有一个小时，父亲和我站在火车站广场上。我认真地打量父亲，他身子极瘦，背弓着，头发前额秃掉了，剩下的头发是花白的，脸上气色蜡黄，一看是生病很久的样子。我叫他，他疑惑地看着我。我让路人帮我们拍照，我紧紧搂着他的肩头，他乖乖地靠在我身上。一，二，三。再来一张。一，二，三。再来一张。父亲说：“好咯，拍这么多张做么子！”我说：“你莫管。”他又好脾气陪着我多拍了几张。拍完照，撵他走。天一点点暗下来了，我担心他回去太晚不安全。他说我：“你一个人在这里……”我推他走：“没得事，没得事，你快回去。”他不情愿地走了，上了电动车，转头，往车站外面的大路上开去，不一会儿就不见了。而我一下子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坐在地上，像个傻子似的哭得一塌糊涂。
2015年12月19日
[1]几，湖北方言中用作程度副词，意为“很”、“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