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的糖果 作者：邓安庆
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代序
文菲
邓安庆，祝你好梦！
邓安庆是我表弟，我们的母亲是亲姊妹。邓安庆今年32岁，我也32岁，我们认识三十多年了。
邓安庆在“豆瓣网”上的ID原来是纸上王国，后来改回本名，这个ID说起来也有几年了。印象中，头两年很清淡，这两年很闹热。因为豆瓣，他出了一本书，又一本书，也算是实现了他的文学梦。对，文学，这是他全部的理想所在，为此，他付出了他的所有。他写的东西怎么样，好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只是他每次写出了新东西，我就来这里老老实实地评论，推荐加广播，这也算作老姐的一点儿支持吧。
从初中、高中，到大学，再到现在毕业八年，这十多年里，每次我们见面，他必然谈论文学。当他谈论文学的时候，我就只有听的份儿。平常，他是不可爱的，也只有在讨论文学的时候，他会娓娓道来，会抑扬顿挫，会口若悬河，会手舞足蹈，这时候的他是泛着金光的。他能在文学这条路上一直走下来，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我所知道的他是一个内心柔软的人，从不吼人，从不说脏话，不议人是非，不强人所难，凡事不坚持己见。假设说他不喜欢吃苹果，你好言好语地劝他，他会吃的。
现在想来，他早在少年时代就显示出汉语言文字方面的天分。比如说，他初中就拿了稿费，获得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的表扬，这在我们那样的村子里是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因为小孩子写的字变成了钱，人们觉得很神奇。又比如说，他成绩很差，除了语文。那时我们在同一个年级，不同的班。有一次放了学，我看到他在路上哭得双眼通红，后来才知道他数学考了13分，也许是31分，记不清了。总之，语文是他的骄傲，救他于水火。
他那时候过得很苦，父母常年在外种地，他寄宿姨娘家，当然，也就是我家。我们家族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群，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接近于冷漠。虽然我们没有排挤他，但他是一个生性敏感的人，总好像被欺负了似的。那三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后来看了他的一些文字，才知道他很痛苦。但他又是一个特别善于自娱自乐的人，所以想来他应该有他自己的精彩，因为我看到好些那时的时光在他的笔下凝结成了文字。
那时候他每天都在创作，写的东西以诗歌和杂文为主。诗歌的话，主要是一些关于友情和自然的，每次写完他就迫不及待地叫我读。我读了每次总忍不住告诉弟弟妹妹，然后我们一起取笑他。因为那些诗歌真是太大白话了。杂文呢，那会儿写的杂文想来他都不好意思看了，都是些生硬而且稚气的东西，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老头子，说着些老气横秋的话。总之他不是个聪明孩子，也并非才华横溢，主要是靠自己的琢磨与观察，还有他的天性也是很文艺的。我们那个村子在长江中下游，我家往南走个一二百米就到江边了。那里有杨树林、芦苇林什么的，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我们走在河滩上，哪怕是一条简单的水流，他也能编出许多话来，什么两国交兵啊，什么水田房子之类的。
还有一件事，大概初一的时候，我们的外婆去了。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外婆出殡的时候，我和妹妹一人拿个纸糊的仙鹤走在仪仗队前面，还嘻嘻哈哈地觉得挺好玩的。而他，早已哭成了泪人儿。他那个哭呀，并不是那种夸张的哭天抢地，而是眼睛红肿着，泪水哗哗地像河水一样冲刷着他的脸庞。那一阵子，他每天就哭啊哭的。我都觉得十分不能理解，因为外婆有两个孙子与她生活在一起，而他只是个外孙，也没有与外婆生活在一起。我想，可能是那种气氛感动了他，还有死亡，或许那时，对于人生他已有了许多思考。
到了高中，我们依然同级不同班，但我们都选择了文科班。一二年级的时候他还逍遥着，毕竟他的语文实力在那里。到了高三，有了升学压力，那时候我学习压力特别大，跟他几乎零交流。只记得有一次课间，我们都在四楼走廊休息，看到他在一楼花园里散步。那时正是春天吧，刚下过一场雨，落了满地的迎春花，明黄色的。也有些别的不知名的小花，红的紫的，他一个人坐在一棵垂柳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的那些女同学都窃窃私语，觉得他奇怪。那时候我真不好意思承认我认识这个人，作为他的表姐兼朋友，一生中这样的时刻还真是不少。
他就是那种奇怪的人，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说跟别人不一样的话。高中时代，他主要写了一些小说与散文。我依然是他的忠实读者。我不喜欢他写的小说，作者立场太明显了，用力过猛，总觉得很煽情，不喜欢小说的结局。而他的散文，我一直都是很喜欢的。他写散文，选材都是些极平常的生活场景，却在他的笔下产生了诗意。哪怕是屋前屋后那几只母鸡，他也能整出一篇文章来。这些文章大都自然朴素，柔软清新。有时，我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觉得自己也会写，但真正提起笔来，我却写不出来。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琢磨他的写作对象，而且他已经有过大量的练习。
大学，他自然选了中文系。那时候他给我写了一些信，我都还留着。这些信都写得十分工整而优美，大都是些散文。不外说读了什么好书、认识了什么人、去了哪些好地方等。往往五六页一口气读下来还觉得意犹未尽。他的字写得很秀气，像个姑娘。如果说初中他是一棵希望的种子，高中差点儿夭折，而大学，他终于发芽了。脱离了应试考试，摆脱了分数排名，他在文学的天空里自由翱翔。从那些年的信件、电话还有过年见面的会谈中，我感觉他整个人都活了。一种由内而外的鲜活，他的生活是丰富的，他的言谈是鲜活的，他的认识是美的。每次他都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想法。当然，所有那些生活啊、言谈啊、认知啊、思想啊，都是关于文学的。他一直是我认识文学的一扇大门。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有个邓安庆，爱看书，会写文章。
后来我们都毕业了。最初那几年他仿佛吃了很多苦，找工作很难，好不容易找到的，都与兴趣无关，也干不长久。生活困顿，到处奔波，没有学历，不被承认，这些他都没跟家里人说。只是偶尔跟我提一下。那一阵子我感到了他的消沉，文学也不怎么说了。直到我读到他的《柔软的距离》，我才知道，他这些年一直在默默地坚持。他心中有一个梦想，一个关于文学的梦想。这梦想是他的明灯，于现实的生活中指引着他，让他找到方向，生活的方向，生命的意义。他说，感谢豆瓣，在这里，他认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有许多人跟他谈论文学，有很多人喜欢他写的东西。
现在，他去了一座喜欢的城市，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工作之外的时间就看书写字，生活简单自足。
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也不会去想活着是为了什么。而邓安庆，他就喜欢琢磨。他热爱这个世界，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在自己选的这条叫做文学的路上奔跑着，纯粹而决绝。一开始，我有些伤悲。因为我的表弟，他跟别人不一样，一把年纪了，不想什么房子车子老婆孩子。我以为文学是他的一个梦，就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也做过文学的梦，做着做着就醒了。现在看来，邓安庆很享受，他没有要醒来的意思。那我祝他好梦。
2015年11月11日
亲人记
归去来兮
小时候姑姑常来我家，吃了晚饭就住下，住了两天就又沿着长江大堤走回去。来的时候，会从青布包里掏出苹果或者梨子来，专给我吃。走的时候，哭，站在我家茅厕边上的杨树底下哭，哭到最后像是打嗝，一只母鸡不耐烦地从柴垛上飞了下来，她吓了一跳，哭声噎住了，低下头抹了抹脸，就沿着田间小路爬上长江大堤回去了。她头发稀疏，黄牙齿，大门牙断了半截，手臂青紫，我看了忍不住躲到房间里去。有一次，父母去了长江对面的江西种地去了，我刚放学，从小学一路走回来，就有大伯说：“快点儿回，你家里来亲戚咯。”我撒开腿往家里撵，远远地看见她站在我家的豆场上，冬天的风把她的头发吹起，露出红黄不均的头皮，她把我搂起，摸摸我穿的单褂：“你为么子穿这么少啊？”又看看我穿布拖鞋的脚：“你没得棉鞋穿吗？”我吸着鼻涕说：“妈妈冇告诉我在哪儿。”我忍不住看了又看她青肿的嘴角。
姑姑给我做饭，又给我烧青艾水泡脚，还给我脚背和手背上的冻疮抹了药。她在我家的堂屋走动，问我爸爸、妈妈离开家多长时间了，又问我一个人在家里怕不怕。我说怕的，打雷的时候轰隆隆的，还有老鼠跑来跑去。她揉搓着我的脚，要我在滚烫的水中多泡泡。我泡脚的时候，她又去我家的米缸看了看，没有米了，也没有面了。她像是房子着火了一样，慌张地跑过来：“你这几天吃的么子？”我说：“屋里有红薯和土豆啊，我煮了吃。”她坐在板凳上，又搓起我的脚背，搓着搓着掉眼泪，抹了抹眼泪，又继续给我搓。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的床下有了新的棉鞋，还有新的棉袄，穿上后暖和极了，还有姑姑给我端来的米汤，也被我一口气喝光了。
大我十几岁的表哥第三天来到我家，姑姑站在豆场上挥着手让他走：“告诉那个老祸害，我不会回去的！”表哥隔着几米远，细细地叫道：“妈嘞，屋里不能没得你。”姑姑扭着头不看他：“不回不回！老祸害不死，我要给打死。”表哥继续细细地说：“妈嘞，我们都批评他了。他不敢咯。”我站在灶房的门口看着他们一对一答的场景，姑姑干瘪的脸颊簌簌地抖动，红肿的手在空中劈切着什么，而表哥缩着大而敦实的身子在姑姑边上打转。到最后，姑姑让表哥去村里买了肉、排骨、莲藕和一袋米来，给我做了晚饭，又多做了好多菜。我说太多吃不完，她说：“你明天、后天把菜热热就好了，别喝冷水，实在饿了去我那里，晓得啵？”我点点头。她收拾好东西，表哥走在前头，她跟在后头，我站在路口看着他们离去。走着走着，姑姑突然又转身过来：“你到我屋去吧！”我摇头：“我还要上学啊！”她点点头，从她上衣的兜里掏出手帕，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有钱，“这是十块钱，没米了就去村里买，晓得啵？”
有时候姑父沿着长江大堤下面的村庄收破烂，也会到我家来。那时我正站在板凳上拿着锅铲炒菜，他就站在灶屋的门口笑眯眯地看我。我回头见是他，叫了一声，他黝黑的脸上更是笑意满满。我不愿靠近他，因为他身上很脏，带着垃圾的臭气。他抽着劣质呛鼻的烟，不断咳嗽，咳咳一口浓痰吐到豆场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十分害怕他。姑姑来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来过。他来的时候，姑姑也从来没有来过。他们像是故意相互错开。唯有一次，他们相聚在我爷爷的葬礼上。爷爷的棺材放置在老屋的堂屋里，大伯、二伯、我父亲守灵。姑姑站在棺材边上喊：“我今早晒衣服，你都冲上来打我一气。”她把手臂上的瘀伤亮给她的三个弟弟看。大伯说话了：“大哥你这要不得！”姑父摊开手掌说：“她从嫁过来，就对我父母不好。对我也不好。”姑姑趴在棺材上号啕大哭起来：“你是个畜生！我早不想跟你过咯。”姑父蹲在老屋的门口：“你对我从来都不好。”大伯站在他们中间：“老两口不就是争争吵吵打打闹闹过一生的嘛！”
爷爷死后，姑姑很少来。她得了一种很难治的皮肤病，头发掉光，皮肤如生鱼鳞，奇痒无比。过年去她家拜年，她缩在表哥家的偏房里，初初看去，她身体裸露出来，雪白亮眼，再近看，皮屑落满了衣领，连眉毛也没有了。我内心泛起一阵恶心感。她从竹椅上站起，喊我的名字，我且答应且往后退，匆匆说了一句新年好就跑掉了。远远地，她在喊我，我站在路口回头，她手上拿着苹果和饼干让我拿着吃。我摇手说：“不用咯！我还要去拜年！”说完跑走了。再一次她到我家里来，是表哥的缘故。姑姑与姑父长久的争吵，大表哥压抑多年的怒火爆发了，他冲到姑姑的厨房，把她所有的东西都砸碎了。夜里我们都睡着了，听到敲门声，爸爸起床刚一开门，姑姑一下子就坐在堂屋地上，拍着心口，痛得呻吟。爸爸抱着她，拍着她的背部。好久姑姑才缓过气来。我给姑姑端了杯水过来，姑姑的手抖得拿不住，手上的皮屑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我又一次难以抑制自己的恶心感。
那时，姑姑在偷偷地哭。
爸爸是毫不在乎这些的，他抱着姑姑问长问短。我想起爸爸说起自己很小的时候，姑姑就出嫁了。爸爸在家里饿得没饭吃就去她家，姑姑把家里仅有的米都煮上了让他吃。后来爸爸中风了，天天坐在豆场上，毫无生活下去的意志。姑姑依旧从长江大堤那边下来，走到我家豆场上，叫了一声：“弟儿。”爸爸抬头，愣愣地看她。姑姑又喊了一声：“弟儿。”我们站在边上好奇地看着他们。爸爸突然眼泪大滴大滴落下来，姑姑几步走过来，搂着他，哄着他：“哭么子啊。莫哭啊。”说着自己也哭起来。她没有眉毛的脸红扑扑的，脸颊没有皮肤的保护，都有些发皴。她住下来，陪着我爸爸去打针，又喂药给爸爸吃。她不再那么矫健地抱起一袋棉花送到阳台上去，她的步伐迟滞，眼睛老是像蓄着泪水，风吹了吹就出来了，抹了抹又出来了。
姑姑的笑是在她说起自己的孙子、孙女时绽开的，大表哥的子女争气，都考上了我们当地的重点高中，说不定他们都能上名牌大学，甚至是清华、北大。她说着说着，瘪着牙齿落光的嘴唇，微微仰着头。我坐在她的对面，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她向我扬扬手：“我叫他们向你学习！”我尴尬地笑了笑，不知道怎么回应她。她那时皮肤病好了大半，而我跟她却再难亲近起来。她的笑声像一丝温柔的气息，轻轻的，柔柔的。我正在看我的书，突然感觉头上有人在摸，姑姑的手又拿了起来：“你要多吃肉！还是这么瘦！”我喏喏地答应着。她一步一颤地进了堂屋。过完年她又一次来时，却是来借钱的。大表哥的孩子得了脑病，休学在家，四处求医都没有效果。那孩子逐渐变得谁都不认得了，智力下降到只有几岁小孩的水平。她绞着手站在堂屋中央，爸爸把五千块钱塞到她手中时，她嘴唇哆嗦，不知在说着什么。爸爸喊一句：“姐嘞，没得事的！”她恍恍惚惚地没有反应，爸爸又喊了一声：“姐嘞，都会过去的。”她从兜里取出手帕，还是当年那条，白底兰花的，把钱裹上一层又一层。我推着自行车，带她上了长江大堤，送她回家。
因为修路，我家门前的那几棵杨树都给砍了，水泥路绕过我们家的豆场，这样我们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能直接看到长江大堤和麦田。而姑姑再也不能走过来了。她走不动了。我跟哥哥过年去看望她，她勉力而为地一定要送我们出来，我哥哥掏出几百块钱塞给她。她推了过来，我们又推了过去。大表哥的手在打工的时候断掉了，而大表哥的儿子病情越发地重了。我们往前方的路上走时，我忍不住再回头看，姑姑佝偻着身子依旧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她手上的钱还在攥着。我说：“姑姑嘞，进屋啦！起风了！”她向我们挥手：“你们路上小心啊。”我不敢再回头看她，匆匆地离开。
大学毕业我去到外地工作，一次跟爸爸说了几分钟的话，正准备挂掉，爸爸说：“你姑姑去世了。”我没反应过来，再次问爸爸。爸爸说：“前天去世的，在床上躺了半年，最后吃不下去任何东西，饿死了。”挂了电话，我没有任何感觉。我拎着从菜市场买来的大白菜、豆腐、鸡蛋、五花肉，去我的租房做晚饭吃。锅烧干放油，刺啦啦地响，米饭的香气从电饭煲潽出来。我忽然想起姑姑那次做的饭真香，她给我烧了红烧肉，还炖了莲藕汤，她把米饭给我端到桌子上来，她说我：“你莫急，慢些吃，莫噎住了。”我记得当时她做的每一个菜，说的每一句话。我把做好的菜放在桌子上，洋溢出来的饭菜香气扑鼻，忽然心口一阵生疼。
爸爸说她最后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大小便失禁，我不敢多听下去。姑姑死后半年，大表哥为瘫痪在床的姑父去池塘洗东西时淹死，再过三个月姑父去世，再过两个月大表嫂自杀身亡。这些姑姑都不会知道了。那次从长江大堤上骑自行车送姑姑回家，她细瘦的手紧紧搂着我的腰。江风吹落防护林的枯叶，哗哗如落雨，沿路的村庄都沉在暮色中。姑姑说：“你要多吃饭啊。”我在前面答应着。到了她的村庄，我停好车，扶她下来，看着她沿着泥路走下大堤，融到村庄的黑暗中去，狗吠声此起彼伏。而我再也看不见她了。
2013年10月15日
姐姐们
绣红
高考结束后，我决定去上海找我哥。在此之前，我感觉自己一直被困在这个巴掌大的小县城里。我哥在上海宝山区的一家温州人开的机械厂做技术主管，我去的话，自然希望他能好好带我在上海玩一玩。然而，并没有。他每天忙得连饭都吃不上，双休日都在厂房里处理各种技术故障，我只能在他的住所里看看电视。说是住所，其实只是机械厂行政人员办公室用塑料板截出来的一个小间，只能放一张床，一个电视柜。白天哥哥去厂里上班，我躺在床上，透过薄薄的墙壁，能听到办公室里人们的说话声和走动声，还有远远的机器轰鸣声。我不敢乱动，电视也不敢看，生怕影响了他们，只好躺在床上看书。窗外炽热的阳光照进来，看门人的媳妇在水龙头下面不紧不慢地搓洗着衣服，时间极为缓慢地流逝。早饭、午饭都是哥哥从食堂里带回来的，我坐在床上吃，哥哥穿着油迹斑斑的工作服，靠在门口抽烟。他问我：“是不是待烦咯？”我没吭声，默默地吃饭，停顿了半晌，他又把我吃完的饭盒接过去：“晚上带你去找大姐。”
出了哥哥上班的厂区，还是厂区：塑料厂，玩具厂，食品厂，木材厂。一条巷子走下来，耳朵边是各种机械运转的声音，到晚上每个厂里都是不歇工的。出了巷子，迎面是一条发黑发臭的沟渠，两侧都是一人高的红砖墙壁，路旁的行道树叶片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穿过铁道口时，我在一片破烂的临时建筑间隙，看到宽阔的马路和亮着灯的居民小区。那边才是上海。我心里忽然冒出这个念头。我要去的那边，有高耸亮丽的楼群，宽敞繁华的街道，还有穿着整洁的人群。但哥哥继续骑着车，带着我往这边的厂区迷阵里穿梭。在路上，哥哥告诉我，大姐一家原来在无锡开店，没有赚到钱，听说他在这里便找了过来。哥哥帮她一家在这附近找到住处，大姐夫天天去上海市郊运菜，大姐在菜市场租赁了一个菜铺卖菜。“才来的时候，穷得要死，租房都租不起，还是我借了钱给他们。”哥哥一边骑车一边说，“鬼晓得他们为么子混成这个样子。”
那是一栋两层高的U字型楼，水泥墙面，没有刷灰，住了大概三十多家，花花绿绿的衣服挂满了走廊。天井只有一口水井，早围满了人，洗衣、洗头、洗澡，带着泡沫的脏水在水泥地面上四处流淌。光着身子的小男孩，一路呼啸地从二楼冲下，后头有他的家长拎着扫把追打过来，嘴里骂的话是方言，我也听不大懂。但我一下子听到了大姐响亮的声音，“娘个×的，我说给他一块九一斤，他非要给我磨一块七。算完账，我一看，好咯，他偷了我一颗大白菜，我都冇看到！”她正提着一桶脏衣服从底层的一个门口往水龙头走去。很多年不见她了，她本来矮壮的身体现在变得肥胖起来，穿着短袖的手臂肉都在下垂，也有了肚子，但走起路却是一如既往地虎虎有生气。哥哥推了我一下，我喊了一声：“大姐！”她扭头看过来，连呀呀了几声，把洗衣桶搁下，速速跑过来，“你么来了嘞？长这么高咯。还冇吃饭吧？”一连问了好多问题，哥哥说：“冇吃，等你做饭咯。”大姐胖胖的脸笑得漾起来，“没得问题，想吃么子？”
这里不是我想看的城市，对面才是。
说实话，刚进大姐的租房时，我想立马把腿缩回来转身逃开。先是一股刺鼻的恶臭扑杀过来，害得我差点儿窒息。哥哥像是知道我的感受似的，便说：“这栋楼后面是化工厂，味道有点儿大。待长就习惯咯。”大姐笑着说：“是咯，我都没得感觉了。起初来时，闻得要作呕。”我这才进去。房间十分逼仄，十平米的样子，一盏灯泡悬在没有刷灰的水泥天花板上，释放出昏黄的灯光。一张大床，大姐的女儿婷婷和儿子欢欢正在打闹，被子都落到地上了。大姐过来，“两个孽畜嗳，你们要折磨死我，是啵？才洗的！你庆儿舅来，还不快叫！”婷婷和欢欢怯怯地叫了一声，就缩在被窝里悄悄玩。一张饭桌，堆满了没有洗的碗筷，靠走廊的窗边灶台锅也没洗，盐袋、陈醋、料酒、筷子篓都混乱地放在一起。几个人站在房间里，显得分外挤，我又走了出去，才大口大口呼吸。大姐打电话给大姐夫，让他买肉买鱼，菜是不用买了，反正今天没卖完的菜还有的是。
大姐做饭是把好手，这点我从小就知道。她是我二父（即二伯）家的大女儿，在她之下还有一个小她四岁的二姐，小她七岁的三姐，小她十岁的大弟，小她十二岁的细弟。二婶经常在地里和家里忙得昏天黑地，大姐就成了她的得力助手，煮饭这样的事情就归她操办。租房一开火，油烟立马弥漫了整个小小的空间，我们站在天井都呛得不行。大姐隔着窗子一边做饭一边跟我们说话。大姐夫回来就脱了上衣，打着赤膊，从租房外面的小卖铺买来几瓶冰镇啤酒，大姐见到说：“我两个弟儿不喝酒的！”大姐夫笑笑，“大热天，喝点儿酒解解凉嘛。”哥哥也忙说：“没得事没得事。”天井陆陆续续有人搬出来座子和折叠椅准备吃晚饭，有人用浓重的河南腔普通话问：“绣红，你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呀？”大姐也用蹩脚的普通话回：“煎了个鱼，炖了排骨汤。”还有人把电视机搬出来搁在水龙头边上的石台上，看连续剧，一帮小孩都挤了过来，婷婷和欢欢也跑了过去。我说：“大姐，这儿真像是俺乡下。”大姐一头的汗，“是的咯，每天跟过年似的。”
我们也在天井吃，椅子不够，姐夫搬来了几个纸箱子摞在一起，翻过来坐上去，大姐蹲坐在小板凳上，仅存的两个塑料椅子让给了哥哥和我，婷婷和欢欢直接站着吃。大姐不断地给我夹菜，“瘦得跟猴儿似的！”又问报了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我说读文学专业，大姐点头笑说：“几1好的，你跟三多一样，从小到大都喜欢写东儿。”（三多是我三姐）大姐夫跟哥哥喝得满脸通红，此时他也笑着说：“我其实小时候也会写作文的，老师还夸我嘞！”大姐拿筷子敲他手，“不要脸的，莫在我弟儿面前逞能。”大姐夫又继续说：“要不是后面屋里困难，我把书读下去，现在也是个大学生。”大姐啧啧嘴，拿眼瞟他，“你就晓得说个没用的。今天你去拿菜，钱么少了十块嘞？”大姐夫结巴了一下说：“我么晓得，兴许是你数错咯。”大姐又拿筷子敲他手一下：“你肯定又去买烟咯，我还不晓得你。”大姐夫硬撑着说：“冇买！肯定是你搞错咯。”大姐不理他，又给我夹菜。隐隐约约有风来，沉闷湿热的空气略微动弹了，化工厂的气味也随之压过来，我又一次感到恶心。
回去的路上，月光清朗。有流水的声音，虽然那只是一条臭水沟，也让人感觉回到了乡间。一片片黑灰色厂房的上空，纤薄的云丝托着半圆的月亮。路过的一个个小厂子，厂房门口漏出一片片白光或黄光。没有虫鸣声。我跟哥哥说：“我想起了你跟大姐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哥哥让我说，我便说了一些。哥哥大我七岁，大姐大哥哥两岁，他们是从小玩到大的。从我有记忆时起，他们成天都是在一起玩的。她那时候与其说是个十几岁的少女，不如说是个假小子，头发理得短短的，矮矮壮壮的身子骨，比之于我瘦长的哥哥，更像是个小男孩。一旦打起架来，哥哥看起来高大，其实性格太面，不敢耍狠，人家控住他的肩头，他只能呀呀呀埋头哼着。大姐冲出来，对着那人屁股就是一下，那人摔倒在地，她就补上几脚，口吐唾沫，拉上我哥哥就跑。哥哥日后说起这些事，笑说：“打架么能这样打，打架也要有打架的规矩。她不管，只要能打赢就乱来。”
家里的事情忙完，她就来我家找我哥，然后伙同其他几位跟他们一般年纪大小的人玩。他们在我哥哥房间打扑克牌，输了的人脸上贴纸条，钻桌腿，大姐经常是输的那个。她脑子没有我哥哥他们转得快，常常是慢半拍。作为一群人中唯一的女孩，大家也有些故意地捉弄她。哥哥说那时候他们常串通好，让大姐输。大姐很久都没有发觉，输了也从来不耍赖，贴纸条就贴纸条，钻桌腿就钻桌腿。我常常能听到她响亮的笑声。她常常为了一些我们一点儿都不觉得好笑的事情笑起来，比如说我哥哥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跟他们一起玩的毛头打了一个响指，她都会突然地往前一扑，头低下，笑声响了起来，一开始就力道十足地在房间里回荡。其他人开始都有些莫名其妙，渐渐地大家也跟着笑起来。大家一笑，她笑得更凶了，捂着嘴，都出眼泪了，还是笑，笑得拍自己的腿，又去拍别人的腿。大家都笑停了，她也笑停了，隔了不到两分钟，她像是想起来什么，又一次笑得不可抑止。二婶为此特别恼火，每当她笑时，她总会跑过来骂道：“女伢儿要有个女伢儿的样儿了！么人像你这样坐没坐相，笑没笑相！”大姐便绷着脸，极力忍住笑，可是嘴角一直在抖，一等二婶走开，就像放开闸的水一样冲出一波波笑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