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才右文

  “三藩之乱”已经四年了,局势的演变,证明皇帝所作的“撤藩”的决定是睿智的。

  最初是四藩,清朝开国以后的四个异姓王。定南王孔有征早死而无嗣,剩下三藩: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在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名为镇守,实同割据。尤其于盘踞西南半壁的吴三桂,自从康熙元年以弓弦绞杀永历帝由榔,斩绝明祀以后,逐渐跋扈,用人则吏部、兵部不得过问,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每年耗费军饷二千余万两银子,邻近数省的收入不足以供应,还要取给于东南财赋之区。“他要干什么?养那么多兵!大乱之后,悉索敝赋地征敛了百姓的脂膏,去填他的贪壑,这是公平的吗?照这样子岁糜巨饷,何时才能修水利、劝麻桑、兴文教,与民休息,出现太平岁月?”这一连串的疑问,从皇帝十四岁亲政时,就已困扰着他。

  多少日子积下来的深思熟虑,终于在一次御前会议中表达了出来:撤藩。没有人相信吴三桂和耿精忠能像宋朝那班开国的将领那样接受劝告,奉还兵权于朝廷,以享厚禄为己足。此举只能导致一个后果:激起叛乱。

  八旗的重臣都期期以为不可,而二十岁的皇帝,断然作了决定,“撤亦反,不撤亦反!”他说,“不如先发制人。再拖下去,吴三桂羽翼更盛,“越发难制。”

  拥护皇帝的主张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至于汉大臣,在这种论用兵的廷议中,是没有发言的余地的。

  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果然都反了。

  平乱的军事起先很吃力,但皇帝深具信心;所以在亲裁调兵筹饷的大政,以及不分昼夜,批阅军报、指授方略之余,依旧亲近儒臣,不废讲学。这样到了康熙十六年,也就是三藩之乱进入第五个年头,战势已在控制之下,平定只是时日迟早而已。

  那用兵的四年之中,皇帝更了然于治乱之道;明朝的遗民志士还很多,然而吴三桂却不能得到他们的助力,因为吴三桂不忠、不孝复不义。一个皇朝的兴废,全系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先要着读书人的态度,读书人的态度又决定于这个皇朝的做法,讲究仁义礼乐的孔孟之道,读书人自然就会拥护。

  他深切了解人心望治,明朝的那班遗民志士,只是在感情上还倦倦于故主;而故主之祀已绝,就只有隐于岩壑,自了一生。然而作为天下之主,不容此辈高蹈,盛运宏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尤其是读书人,应有先优后乐的天下之志,责任更重。

  于是,他决定特开制科,名为“博学弘儒”。

  制科是皇帝下制敕,特别举行的一定期考试,以待非常之才,盛行于唐朝,名目甚多,有特重品行的“贤良方正”,识拔骨鲠之士的“直言极谏”,选取将材的“军谋越众”,而最通行的是访求“博学”,或称“博学宏词”,或称“博学通识”。自南宋以来,制科不常举行,明朝有“举荐”的制度,不行制科。因此,这是规复盛唐旧制,成为一代盛典。

  康熙十七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颁下上谕: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弘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时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怡之士,用授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尊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实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结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绝之人,不论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于该督抚,代为题荐。务会虚公廷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上谕是发给吏部的,吏部再录谕分行京内外大小衙门。照上谕上说,凡是官员,都可荐举贤才;但话虽如此,访求遗贤的主要责任,还是落在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身上。其中有些人,是非要征请到京不可的。

  这几个人是有名的遗老,第一个是顾炎武,这年已经六十六岁,卜居陕西华阴,早年有志恢复明室,而且守着他的绝食而死的亡母之诫:“弗事二姓”,为何垂暮又肯失节?因此县官到门,坚卧不起;如果强迫他上路,那也很简单,一把并州利剪,或者一包毒药,就可了结。以后靠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的斡旋,总算免了这场麻烦。

  第二个是黄宗羲,他是明朝东林巨头,与杨涟、左光斗同时被害的黄尊素的长子,亦是反清有名的;此时已经六十九岁,归隐浙东,致力于著述及讲学,为一代儒家,当然亦不肯受征召。以老病的理由,推辞掉了。

  再有一个是李颗,为关中理学大儒,学者称为“二曲先生”;县官到门征请,李二曲叫家人回报,说病重不能动身。那县官当差巴结,一定要把他弄到京城,于是连床抬了上路,李二曲水浆不人口,预备绝食自尽,只好放他回去,一回囗囗,锁入窑洞,除了顾炎武以外,什么客都不见。

  还有一个是山西人傅山,字青主,这年已经七十四岁,辞谢不赴,县官也是派人抬了床上路,到了京城崇文门外二十里之处,无论如何不肯再往前进,否则就自杀。

  于是找了个野庙把他安置下来。在野大老,自有人尊敬,大学士冯溥,素有爱才之名,首先去探望,接着公卿毕集,而傅青主睡在板床上,来既不迎,去亦不送,只说病重不能应试。他的同乡,左都御史魏象枢代为陈奏,奉旨免试,这原是很好的事,不想另生枝节。

  受官照例要谢恩,傅青主不受亦不谢,而冯溥非强迫他这么做不可。于是依然连床抬着到宫门;傅青主一望见由“大明门”所改的“大清门”的门额,顿时泪流满面,从床上滚了下来,仆倒在地。

  这一下搞得非常没趣,而有人还要簸弄着让他望宫门磕头;魏象枢见机,赶紧伸手阻拦,“好了,好了!”他说:“这就是谢过恩了。”

  俗语道得好,“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有顾炎武、黄宗羲、李顒、傅青主等人,宁死不受征召;亦有人以为这是登龙捷径,千方百计,谋求荐举。因此盛传荐举有价,公价是二十四两银子。有人做了这样两首诗。

  博学弘儒本是名,寄声词客莫营营。此周休得尤台省;门第还须怨父兄。

  补牍何因也动心?纷纷求荐竞如林!纵然博得虚名色,袖里应持廿四金。

  这是指在京的人而言,由各省举荐的,大多高才博学,四海知名,而且颇多寒士。“长安居,大不易”,皇帝知道了征士的苦楚,特地嘱咐大学士索额图和明珠,交由户部酌量给与衣食。因此从康熙十七年十一月起,待诏的征士,每人每月给米三斗、银三两。于是“文酒之会”便多了,征士把杯联吟之地,常在虎坊桥西炭厂的众春园。于是又有人作诗讥嘲:

  荐雄征牍挂衡门,钦召金牌插短辕。京兆酒钱分赐后,大家携醵众春园。

  有一天雅集,正当兴高采烈之际,有人托跑堂送了一首诗到席间,结句是:“从此长安传盛事,杯盘狼藉醉巢由。”巢父、许由是上古高士。许由居颍川之滨,帝尧召为九州长;许由听得这话,认为他的耳朵都已受污,因而以颍川之水洗耳。当时巢父正在牧牛,怕许由洗耳的水污了牛口,特地牵牛到上游去饮水。举此典故,讥讽得非常刻毒;然而这无非是不与其选的人,有意轻薄而已。

  “轻薄出于自取!”这是陆陇其所说的话——他是浙江平湖人,字稼书;曾祖名叫陆溥,在江西丰城当县丞,有一次押运军饷到南京,夜过采石矶时,忽然发现船中漏水,他跪下来向天祷告:“船中如果有一文钱是由非法而来,愿葬身鱼腹。”就在祝祷自明心迹以后,船不漏了!天亮检视,船底破了一个洞;但是,有水草裹着三条鱼,恰好塞住漏洞。以后他的儿子也就是陆陇其的祖父,纪念先德,特地将他的新居题名“三鱼堂”;陆陇其的文集也就叫《三鱼堂集》。

  他是康熙九年的进士,讲理学专家朱子;但绝不是空谈心性的腐儒。康熙十四年授职为嘉定县令,县令虽小,可以“灭门”,而陆陇其从不用他“父母官”的权威,老百姓打官司,他不派如狼似虎的皂隶去抓人,如果是宗族相争,找他们的族长;乡里相争,则找当地的长者,或者叫原被两告自己相约而至,细诉曲直。

  他的听讼,全遵感化的宗旨,常常有父子反目,兄弟相仇,打上了官司;经他苦口婆心,反复开导,被劝得相拥而泣,和好如初的。

  做县官的两件大事:刑名、钱粮。追完钱粮称为“比”;比期一到,不完就要打屁股。他定了一种“挂比法”;挂是褂名,到比期把欠粮的名字公告出来,等百姓自己来完。同时找了欠粮的人来,这样劝告:“钱粮是朝廷的国课,不是进我县官的腰包。你们如果重视公事,完请钱粮,身心俱泰;我亦就可以安逸了。我的安逸不是在家里享清福;是可以匀出工夫来替一县做事。你们想想看,我跟你们没有仇,何苦一到比期就要打你们。再说,一动刑,你们要私下给皂隶‘杖钱’;如果雇人代为受比,有行情的,要给两百个制钱。这些钱都是白花了的;不但白花,还落个欠粮被打屁股的丑名声,与其如此,何不把这些钱省下来凑正数。一次完不清,分两次、三次都可以。”

  这个分期完粮的办法,也是陆陇其独有的,名为“甘限法”;到期不完,甘愿倍罚。老百姓听这位县大老爷如此苦心调护,不能不识好歹,所以江南的钱粮,总是嘉定县完得最快,欠得最少。

  他到嘉定的第二年,因为朝廷讨伐吴三桂,各省征饷,每一县都是正供尚且征不足,额外加征,自然更感困难,但嘉定的成绩优异。陆陇其出一道告示说:“我绝不贪恋一官,为百姓向朝廷争,即使革职,亦无遗憾,但这样做对你们没有好处,因为朝廷已经出兵,粮饷不可不筹,所以争也无用,徒然耽误正事。”然后,他又派人到每家投一张名帖,作为亲自拜托的表示。嘉定老百姓不忍他们的县官为难,踊跃捐输,一个月不到,征了十万两银子。

  然而,从古到今,凡是清官,大致总不为上司所喜。陆陇其的上司,江宁巡抚慕天颜,操守并不见得好,各县都经常有馈献,只有陆陇其不送红包。到了巡抚做生日那天,属下送礼,唯恐不丰,陆陇其登堂拜了寿,取出一正布,两双鞋子,说是他的家人所制,不是取自民间,特以呈献巡抚作寿礼。

  慕天颜笑着辞谢,心里很不高兴。但是,陆陇其深得民心,要想动他不容易;最后想出一计,上奏请行“州县繁简更调法”,接着奏劾陆陇其,说嘉定是大县,政务繁冗,陆陇其的“操守绝一尘”,但“德有余而才不足”,宜调小县。

  奏疏到京,照例交吏部审议。左都御史魏象枢为陆陇其不平,因而上奏,说如今地方官,惟恐操守不佳;既知陆陇其“操守绝一尘,何不留以长养百姓?请严饬诸督抚,大破积习,勿使廉吏灰心,贪风日长。”皇帝认为这话说得有理,不准慕天颜的奏请。

  而结果陆陇其毕竟还是让慕天颜攻走了。那是由于一个极小的过失,甚至不是过失,是慕天颜的欲加之罪。

  事起于一件命案。有个姓徐的商人,在收取了帐款回家的途中被杀,凶手不知是谁?等地保进城禀报,陆陇其立即带了刑房书办和件作,下乡相验。

  照例的,苦主一定会在现场送状,哭诉缉凶,为死者伸冤。但凶手虽逃得不知去向,也不知姓甚名谁,而徐家的长子在状子上,却指得明明白白,是他家的一个仇人下的毒手。陆陇其准了状子,回到衙门,立刻就发火签,把苦主所指控的凶手,一个姓张的屠夫抓了来。

  张屠夫素行不端,一脸的横肉,看样子倒真像个能干出那种谋财害命的勾当的恶人。然而上得堂去,极口呼冤;陆陇其听讼,一向冷静,总要让被告尽量申诉,除非有种种证据,断定犯人是在狡赖,不用刑罚。所以这时虽觉得张屠夫相貌凶恶,却不敢存着丝毫成见,只在口供上盘驳。

  “你跟姓徐的,是如何结的仇?”陆陇其问道,“人家状子上,说得明明白白,你曾经‘一再扬言,非杀徐某人不可’,可有这话?”

  “那是小人喝了酒胡说,作不得准。”张屠夫供道,“小人跟姓徐的结仇,原是为了祖坟的风水;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打从小人上一辈子就结了冤家的。”

  “俗语道得好,‘酒后露真情’;如果不是你心里一直在想着杀姓徐的,喝醉了酒,就不会说那种话!”

  “青天大老爷明鉴,想归想,做归做。譬如说,有那讨饭的,走过小人的肉案子,每每望着架子上的猪肉流口水,也许他心里在打算着偷一块走,莫非小人就赖他是贼?”

  “咄!”值堂的皂隶,厉声呵斥。“你怎么顶撞大老爷?”

  张屠夫的话很厉害,若是别个县官,一定痛斥他“奸刁利口”,说不定就先打一顿板子,然而陆陇其却并不生气,不但不生气,还觉得他的话说得极有道理—一这个道理,陆陇其最明白,他是口不离“程、朱”,躬自实践,言行必符的人,“程、朱”的心性之学,修养所重,就在心不起恶念。所谓“不欺暗室”,不是说暗室中虽无人得见,而仍能把握得住,不做坏事;是说心无作恶的念头,虽在暗室,亦与明处无异。能有这样的功夫,就是圣贤!如何能期望于凡俗世人;自己不也常有鄙吝之念?只是能够自制自省而已。

  于是他摇摇手阻止皂隶,同时平静地对张屠夫说道:“你倒也说得坦白,我此刻也不必问你心里的事。只是光亮这句话,洗刷不了你的嫌疑。莫待我用刑,你自己说实话吧!”

  “小人句句是实。”张屠夫停了一下,突然提高声音说道,“姓徐的死在前天夜里,小人因为这三天祈雨禁屠,不杀猪,前天晚上睡在别处,是有……”声音越说越低,最后竟无缘无故停了下来。

  陆陇其诧异,“你前天晚上睡在哪里?”他问:“是有证人?”

  “是!有证人。不过——”

  “不要吞吞吐吐!”陆陇其拍一下惊堂本:“说!”

  “小人是睡在姘头家。”张屠夫吞吞吐吐,“小人的姘头就是证人,只是——”他突然磕个头:“求青天大老爷不要问下去了。”

  陆陇其暗暗点头,这个张屠夫还有点良心。他的姘头必是良家妇女,不忍占了人家的身子,还叫她来出乖露丑,所以不肯露来历。牧民之官,化俗成美,第一要养人的廉耻;他不肯说,自己也不必追问。不过试还是要试他一试。

  “张屠夫!”他用警告的声音说:“你举不出证人,可就脱不得关系。这是人命重案,利害关系,你自己要想一想。”

  张屠夫为难了,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不断眨动;好久,好久,皂隶都已等得不耐烦,喝道:“大老爷问你话,你怎么不说?”

  此一刻是他“天人交战”之际,陆陇其要等他自己求得个结果,便对皂隶说道:“莫催他!让他自己回答。”

  “大老爷!”张屠夫有些激动地答道:“小人领罪就是了!”

  在做县官的,这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当堂录案画供,案子就可定谳。但是,陆陇其已可断定,张屠夫绝不是凶手,一录了供,变成铁案如山,如何使得?因而吩咐:“且先押了下去,收监!”

  一喳!”值堂的皂隶,齐声应诺。

  管提牢的皂隶,却有话问,抢步出来,屈一膝跪在公案旁边,“请大老爷示下,”他说,“张屠夫是不是收下天字号监?”

  这问得有理。张屠夫自愿领罪,便是犯下命案的重囚,照规矩应下监禁死刑犯人的天字号监。但是,那一来就是脚镣手铐,日夜不松“戒具”;而且天字号的犯人,亡命之徒居多,张屠夫一关了进去,必受“牢头”欺侮。无辜让他受罪,于心不忍。

  想了想,这样裁决:“此案疑窦尚多,还要提审。张屠夫单独监禁。”

  单独监禁的用意是:陆陇其要教刑房书办到狱中去探询真情,刑房书办一共三名,比较善良的是一个姓李的;陆陇其退堂以后,立刻把李书办找到签押处,研究案情。

  “你看,这张屠夫像不像凶手?”

  “很难说!”李书办答道:“看样于不像。”

  “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是从验尸看出来的。”李书办有条不紊地说,“第一、死者共有十七处刀伤,前脑后背都有,致命一刀在左下乳。如果张屠夫是凶手,伤处不会这么多。记得五年前有件命案,凶手是屠夫;被杀的,只有两处伤,咽喉要害上一刀,右腕一刀——这一刀是放血,完全是杀猪手法。”

  陆陇其深深点头,“第二呢?”他问。

  “第二是凶器。屠夫多用牛耳尖刀,伤口里窄外宽;现在这姓徐的伤口,里外一样,大概一寸二三分宽,凶器是两面开锋的匕首。”

  “这么说,我的看法不错了。”陆陇其欣然地,“我不曾冤枉了他”

  然而李书办却是忧形于色,“大老爷!”他说,“这缉凶的事很麻烦。既然有人承认,大可定案。”

  “诬良为盗,断乎不可!”陆陇其说;语气平静,但显得极其坚决。

  李书办也料到自己的话,说了也是白说;这位县大老爷的脾气,是他从未见过的,不必再争。争也无用,只谈难题好了。

  “照现在的样子看,是要另行缉凶了。”

  “当然!”陆陇其说:“你立刻传知捕快,今天就要动手。我也不立限期。要他们实心查缉,莫待我说出追比的话来!”

  捕快缉盗,亦有追比的办法,五日一比,要打屁股;倘若是关系重大,譬如过往的达官,本地的巨室被盗,是非破不可的案子而破不了,那就要连累家族,或者老父,或者爱子,为县官暂时拘禁,直待破案,方始释放。于是情急无奈,便有种种交代公事的黑幕发生,或者张冠李戴,把这一案的犯人,移到另一案顶名认罪;或者抓来无辜的百姓,有意诬赖,逼打成招。县官明知其事;为了自己的考成,也就马马虎虎了结;还有些则以手法高明,连县官都被瞒过了的,但在陆陇其面前,那是妄想!

  曾有这样一件事,有个姓余的百姓,欠下两年钱粮,自己答应分期完纳,但一而再,再而三,说了话不算数;陆陇其也曾派人去查过,这姓余的因为连年不幸,尊亲相继亡故,殡葬花费,闹了很大的亏空;最后又遭回禄,弄成家破人亡的局面。同时也没有什么比较优裕的亲戚,可予以援手。论境况确是很困难,只是讲法要公平,不责罚此人,无以对依限完纳的百姓;陆陇其无可奈何,下令行杖。

  “大老爷!”姓余的再一次哀恳,“无论如何再宽我十天的期限,我一定凑足了钱来交代清楚。”

  “到时候不交呢?”

  “我不敢欺骗青天大老爷,只求大老爷宽限,到时候一定交。我已经想到法子,却要几天工夫去办。”

  看他神情诚恳。陆陇其准了他的请求;姓余的也言而有信,到了限期,把两年通欠,如数完清。换了别的县官,有此圆满结果,当然高兴;再能抽出片刻工夫,把姓余的传上堂来,说几句嘉许的温语,就算是能体恤民艰的好官。但陆陇其却不是如此。

  “你一定在作贼!”他很生气地拍着桌子,“几次比期,你分文没有;我晓得你穷,也没有亲友可以帮忙。我问你,不是作贼去偷,哪里来的钱?”

  听这一问,姓余的神色惨淡地答道:“青天大老爷在我们嘉定做县官,哪个敢窃盗?这钱绝不是偷来的!”

  “那么,莫非天上掉下来的?”

  姓余的低头不答,却有眼泪掉落在地,这明明是有隐情!陆陇其心想,不逼他一逼,不会吐实。

  “哼!”他冷笑说道:“事无不可对人言,如果你的钱,来路清白,为什么说不出口?”

  姓余的倏然变色,悲痛相激,忍不住痛哭失声,“大老爷,我实说了吧!”他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来,“是卖女儿的钱!”

  这一下害得陆陇其也是颜色大变,放缓了声音说:“你女儿多大,卖给哪家?细细说给我听。”

  姓余的无法从容陈述,哽咽着说了个大概,他有个十六岁的女儿,尚未许亲;为了钱粮征收不足,便要连累“大老爷”的“考成”,于“前程”有碍,因此,将女儿卖给了邻家的儿子。卖得的钱,也不过刚刚够完速欠,因为邻家的境况也不好。

  完速欠不是为了免于受责,而是不忍连累县官的“考成”;陆陇其心里越发难过,也就越发不能不问个清楚。

  “你那女儿卖与邻家,是作偏房,还是算正室?”

  “也不是偏房,也不是正室。他家把钱都凑了给我来完粮,办不起喜事,我也一点都没有陪嫁。就在今夜,悄悄把我女儿从后门送了过去‘圆房’,就算成了亲。”姓余的说到这里,大概是觉得太委屈了女儿,抽抽噎噎地哭得好不伤心。

  “你莫难过!”陆陇其说,“等我先找了你邻家来再说。你也带了你女儿来,我自有道理。”

  于是陆陇其派人找了男女两造到县衙门,在后堂接见:邻家姓陈,父子两个,问了老陈,确实是买了一个儿媳妇;他那儿子学的虽是木匠,品貌不算粗蠢,也略略识得文字,只是配余家的女儿,无论如何是女家委屈。

  老余的女儿名叫寿姑,中人之姿而气度极好,不带丝毫小家子气;陆陇其跟他太太商量,要把寿姑认作义女。陆夫人极其贤惠,而且也爱寿姑的端庄和孝顺,欣然许诺,把她陪嫁的一枝玉钗和一副宝石耳环,赠予义女,作为陪嫁。陆陇其又传鼓吹把寿姑送到陈家合党。一时传为美谈。

  不过一个老百姓,完粮的钱的来路,陆陇其心有所疑,都要寻根问底,探明究竟,何况是诬良为盗?所以捕快们都死心塌地,绝不去动那些歪脑筋,打算着想蒙混了事。但是缉凶也不容易,一元见证,二无线索,唯有下水磨工夫,到茶坊酒肆、书场澡堂去慢慢查访。

  “回禀大老爷,”李书办有个要求,“捕快们有个计较,要假做真凶已获,就是那个杀猪屠夫;这是个障眼法,真凶以为有人替罪,可以安然无事,人就大意了,捕快才有机会把他找出来。”

  “可以!”陆陇其说:“这一案尚未申详上去,不必报盗杀——本来也还不知道,是不是盗杀?或者另有仇家,或者有人一时见财起意。都未可知。”

  李书办打点文书,报的是“是仇是盗,尚在鞠问”,同时在外面放出风声去,说是仇杀无疑。那些捕快们,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则在加紧缉查;果然,不久发现一个以前有案而久未露面的小毛贼,衣衫光鲜,得意洋洋。问他钱的来路,却是支吾其词,没有个可以令人相信的解释。这就不用客气了,下手抓到班房里,一讯而昭;然后请大老爷坐堂,指供历历,绝无虚假,这件命案是确确实实,漂漂亮亮地破获了。

  等把获盗定罪的公文,申详上台,到了慕天颜那里,一件公文化做两件,谋财害命一案,报到刑部;杀人偿命,依律定了“斩监候”的死罪,自然照准,只待秋后“勾决”处斩。

  另外还有一案,是专门对付陆陇其的;慕天颜劾他“讳盗”。奏章到京,照例“交部议奏”;这个部是六部之首的吏部,考核官员功过的一司叫做“考功司”,司里为首的叫做“掌印郎中”,下面有郎中、员外、主事等等官员,分职办事,统名“司官”。

  司官是不懂公事的,读过书的懂道理;那些满洲的官司,没有读过书的,懂人情世故,他们做官谈公事,就靠情理来判断是非曲直。然而公事并不是处处讲情理的;第一要讲“例”,过去像这类案子是如何如何办理,就叫“成例”。这些成例只有一种人知道,就是书吏,又名书办——这是个世袭的职位,虽有“三年退卯”的规矩,其实换名不换人,张三是他,李四也是他。

  陆陇其的案子到了一名赵书办手里,想都用不着想,照慕天颜的意思,办了议复的奏稿,以“讳盗”的罪名,定了“革职”的处分。

  书办称司官“老爷”;司官称书办“先生”。考功司掌印郎中“李老爷”看到奏稿,把“赵先生”请了来商量。

  “赵先生!”李郎中照多少年来的惯例,跟与他“身分”悬殊的赵书办,站着讲话,“这件案子怕不能这么办吧?”

  “是这么办。陆某人初报不指出是盗,就是讳盗,应该革职。”

  “那时真凶还没有抓到,所以原报‘是仇是盗,尚待搞问’,似乎没有错。”

  “他没有错,我也没有错!”赵书办立刻顶了过去,“成例俱在,还有什么话说?”

  “例案不止这一件,可以不可以引用别的例案;从轻处分?”

  赵书办把那个头摇得博浪鼓似地:“李老爷,”他将手一指,“例案都在那里,你自己去找好了。”

  一听这话,李郎中气馁了,一屋子的档案,堆得碰到天花板,到哪里去找?于是再低声下气地商量,“这陆陇其是清官,能保全总要保全他。赵先生,你说是不是呢?”

  不提清官还好,提到清官“赵先生”越发有气,心里在说:天下都是清官,叫我喝西北风?于是冷笑一声,撇着嘴说:“清官值几个钱一斤?”

  部文到了江宁,慕天颜委了一员“摘印官”到嘉定;老百姓愤无所泄,几乎要揍那“摘印官”,亏得陆陇其亲自出面弹压,才没有闹出不可收拾的乱子来。

  陆陇其的移交随时可办,因为库存和帐目清清楚楚;交了印信,雇好一只船,把他自己的几箱书,和他太太的一架用熟了的织机先搬了上去,然后坐轿到码头上船。

  嘉定的老百姓家家跪香,有的痛哭失声,有的“攀辕”——拉住轿杠不放,口口声声只喊:“青天大老爷走不得!”害得陆太太在轿子里把眼睛都哭肿了。

  陆陇其家住平湖。他家的始祖就是唐朝的名臣陆蛰,一部《陆宣公奏议》,为千古循吏,奉为金科玉律。陆家在嘉兴、平湖一带是巨族,虽在明朝嘉靖年间,出过锦衣卫都指挥使陆炳那样的佞臣,但耕读家风,世世不替;陆陇其对一官得失,毫不在意,只觉得不能为百姓多做点事,是一遗憾。但得有这个机会,回家侍奉高堂双亲,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所以回到平湖,丝毫不见罢官归里的失意之态。

  侍亲读书的清闲日子,过不了多久;当地的县令亲自登门拜访,直道来意,是奉旨征召入京,应试博学弘儒;举荐他的是二部主事吴源起,说他“理学人程朱之宝室,文章登韩柳之堂”;又说他“理学纯深,文行无愧。”陆陇其自然有知己之感。

  但是,老父年迈多病,做儿子的深伯承欢之日无多,因而坚决辞谢。最后让老太爷知道了,教训儿子:方在壮年,正是出力报国救民的时候,何可自鸣清高?他问:“你可记得朱子答曾无疑的话?”

  陆陇其怎么不记得?随即琅琅背诵:“‘孝悌忠信,虽只是此一事,然须见得天下义理,表里通透,则此孝悌忠信,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是个死地孝悌忠信,虽能持守终身,不致失坠,亦不免但为乡曲之常人。’”

  “我如何愿你为乡曲之常人?”陆老太爷接着他的话说,“你如果只知报国之日长,待亲之日短,便是死守着一个孝字的表面;与忠信不相干。只为你尽孝,倒像是我耽误了你报国救民的机会。你须推我之心为心,勉为好官,岂不就是尽了孝了?‘孝悌忠信,表里通透’原须如此讲法才是!”

  陆陇其原知该如此讲,只是一片孺慕,不忍远离。此刻听得这一番庭训,再要依恋不舍,反倒是不孝了。因而接受征辟,轻车简装,取道山东,由陆路进京。

  在旅途中,他就打算了不知多少遍了;一到京师,第一个要见的人是汤斌!

  应征博学弘儒的,多的是贫士,大都住在庙里。等到每月致送银米的恩诏一下,文酒之会,大为风行,但也有少数人,依然故我,在古庙里守着青毡青灯,刻苦用功,希望在此数百年难逢的盛典中,一显身手,博取高第。

  最特别的是这么一个人,他既不参与文酒之会,也不是打算博取高第,他有他的一套平生志业所在的常课,要把他在改朝换代、天翻地复的浩劫中,所见所闻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录下来。所以一个人住在古庙里,笔不停挥,写的却是《明史稿》。

  他就是陆陇其所渴望一见的汤斌。像陆陇其一样,他也是中过进士,做过地方官,又被荐举,奉召到京的。陆陇其今年四十九,汤斌比他只大三岁,但科名却早了十八年,一个是顺治九年的翰林,一个是康熙九年的进士。所以陆陇其称他为“老前辈”,而他,虽是初次见面,却很亲热地称陆陇其的号:“稼书!”

  在座的还有个万斯同,史学的造诣,极其精深。汤陆二人则都是理学家,但途径不同;陆陇其笃守程、朱,而汤斌的理学出于由陆象山而来的王阳明。朱、陆各成门户,有名的“鹅湖之会”,彼此辨疑质难,各不相下;这天在秋雨潇潇的古庙中,汤、陆二人的意气激昂,当仁不让,亦不输于前贤。

  陆陇其所致力的“朱子之学”,重在“格物致知”,以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就是穷物之理,以至于极,来扩充此心的知识,到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就是所谓“穷理尽性”。

  但陆象山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心即理”,是一非二,此即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如果说一个人定要读书才会有良知;那么尧舜并不曾读书,何以成为圣贤?

  明朝的王阳明,本来也是信服朱元晦的学说的,从格物去致知,所格之物是院子里的一丛竹子,为何竹有节?为何竹长青?竹如何生笋?何以笋可食面竹不可食?竹叶又为何与树叶不同?这样格来格去,格不出一个名堂;而焦劳苦思,到了第七天上竟恹恹成病,很悲伤地在想,没有这大力量去格物,圣贤是做不到的了!

  到后来,王阳明得罪了权势薰天的太监刘瑾,被谪为贵州龙场驿的驿丞,那地方在贵州西北的万山丛中,荆棘遍地,五谷不生,既有毒蛇猛兽,又有瘴气毒虫,一到了那里,便难望再还家乡。就是王阳明,得失荣辱,都可以置之度外,只有生死关头却还看不破;自觉道学之士,这一关打不破是一种耻辱,因而置了一副石棺材,放在住处,自己对自己发誓:绝不以生命为念,如果刘瑾余憾不释,要来加害,那也随他,反正棺材已经预备好了!

  有了这样一个最后打算,便终日端坐,静等大限自至。但说也奇怪,久而久之,觉得胸头一团春意,不但忘掉死,而且忘掉困苦。看到跟他来的仆从都生了病,便自己砍柴汲水,煮粥给大家吃;知道大家中怀抑郁,便又教大家读诗;在那种生人所不能堪的环境中,谁也没有心思来听他忽发雅兴,大吟其诗,于是王阳明改了一个花样。

  他是余姚人,离绍兴不远,从小就会唱“绍兴高调”连唱带做,还加上插科打浑,仆从都在暗地里笑他“穷开心”!但是,大家到底是开心了,有了笑声,病也好了;打起精神来过日子,跟言语不通的苗子相处得很好。

  于是王阳明就想:圣人到了这步田地,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样想来想去想到半夜里,明月中天,寸心澄澈,忽然大悟,自己所做的事,就是圣人之道!自己心里就有良知;良知可以自致。不必经由格物去求。这比陆象山的学说更进了一步,而与朱元晦的道理,相距也就更远了。

  但是,陆陇其不喜欢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另有缘故。

  王阳明的“致良知”的由来,近乎佛家的“顿悟”;他的《传习录》中,有“所机锋”的禅味。陆陇其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禅味;因为在儒家看,那是异端!

  “二公莫流于门户之见!”当激辩得不可开交时:万斯同一半调停,一半规劝地说:“照我看,二公的异处甚微,同处极多:第一,言必信,行必敬,皆不愧为真儒;第二,一片民胞物与之心,但求有利于民,不计个人荣辱安危,皆不愧为醇儒;第三,著书立说,力倡正学,皆不愧为大儒。”

  听万斯同屈着手指说完,汤斌和陆陇其异口同声地连称:“不敢,不敢!”

  两人原本惺惺相惜,即使有争执,依然相敬相亲;看看天色将晚,客人预备起身告辞,主人却殷殷留客便饭。陆陇其和万斯同都知道汤斌有颜回之风,饭食粗粝得常人难以下咽,倒要见识一番,是难吃到如何程度?所以双双点头,欣然接受。

  到得饭桌一看,却不免失望,四莱一汤,有鱼有肉,雪白的馒头;也不是如他人所传说的“脱粟饭——”仅仅去壳,不曾舂过的黄糙米饭。万斯同疑团莫释,心里不好过;便借故走了出来,向汤斌的老仆汤桂问道:“你家主人,平日也是这样的饭食?”

  “万老爷在说笑了!”汤桂有些诧异似地,仿佛嫌他这话问得多余,“逢年过节也不曾有这样的饭菜。今天是待客,不便过于简慢。”

  “那么平日吃些什么?”

  万斯同一面说,一面去揭一个冷纱的菜罩,只见吃剩的冷饭残羹是:半碗黄糙米饭、一碟拌生豆腐、一碟豆腐乳,还有一样也是豆腐——青菜豆腐汤。

  看清了真相,万斯同不再失望了;但是,他又隐隐懊悔多此一看,因为看了心里一阵阵酸楚。

  “你倒也不嫌清苦?”他问汤桂。

  “我家老爷都不嫌苦,我们做下人的哪里敢嫌?”汤桂又说,“吃惯了倒也不觉得,青菜豆腐也蛮有滋味的!”

  “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万斯同摇着头走了。

  回到席间,反是他食不下咽。汤斌待客甚诚,但不善酬酢,而且理学家特重行为的规矩。孔老夫子那套“席不正不坐”、“食不语”的教训,汤陆二人都是自然而然地遵守着,所以宾主三人,默默地吃完了一顿饭。看着雨下得大了,汤斌提议煮茗作竟夕之谈;客人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情,表示同意。

  “潜翁!”汤斌字潜庵,所以万斯同这样称呼他,“令堂殉难一事,义烈芬芳,却不知其详,今天正好请教!”

  提到逝去的母亲,汤斌忍不住要掉眼泪;用手指拭眼角,从他的家世谈起。

  汤斌是明朝武官的家世,原籍滁州,在英宗正统年间方始迁到河南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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