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读书与做人 作者：曾国藩
内容介绍
曾国藩，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其事业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做人的成功。他治学有方，做人有法，于仕宦之途游刃有余。他的读书做人之道，在今天仍有诸多可借鉴之处。
第1章 前言
一
英国人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中国人随后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贾宝玉。”这种句式也可以套用到曾国藩的身上：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曾国藩。
当然，对于英国的哈姆雷特和中国的贾宝玉而言，更多的取决于阅读主体的千差万别。而对于曾国藩而言，恐怕与某种无可逃避的有色眼镜有关。时至今日，眼镜的有色逐渐淡去了许多，这也许可称之为时代的进步，因为人们有了抖落枷锁的轻松，自由阅读也就成为了可能。不过，即便是自由阅读，差异也依然会存在，这除了阅读主体的不同而外，所采用的视角也会是一个原因。譬如本书，便是视角上的有意选择，即从读书与做人的角度来看曾国藩这位历史上的人物。
从做人这个角度来看，曾国藩无疑是一棵巨树。枝繁叶茂，荫及后人。不过，我们很少有人注意到树的根部。其实只要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它的根系那样发达，主脉粗宏，支须繁密。而构成这根部的主体，就是读书。读书构成他做人的根底，这根底异常坚实，甚至无与伦比。
二
走近曾国藩的读书世界，你第一个感觉也许会是隔膜，它离我们今天的读书视野是那样的遥远，范围也显得那样偏狭。幸好还有迹可寻，就像河面上露出来的一块块石头，可以踏着一步步前进。譬如早已灌满我们耳朵的孔子、孟子甚至还包括朱熹这样一些高大的名头，另有他特别喜欢的《史记》、《汉书》、《庄子》与韩愈的文章，接下来更是一连串熟悉的名字：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由此，我们便被引入一个庞大壮阔又堂皇富丽的殿堂。
也许，随着国学于近年来的次第升温，“内圣外王”这样的字眼于我们不再那么陌生，在两千年的帝制体制之内，对于士大夫而言没有比内圣外王更具吸引力的理想了。具体到曾国藩，也许他是历史上把内圣外王理想实现得最好的人，至少是之一。那么曾国藩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以及实现这一理想的持久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毫无疑问，来于读书。曾国藩出生于一个以“男必耕读”为家规的家庭，5岁便延师受教，6岁入家塾从父读书，20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汪觉庵教馆，21岁转入湘乡县的涟滨书院。长达十七年的读书生涯，开启了他内圣的自觉追求，他自行改号为涤生。涤是洗涤，洗涤“旧染之污”，他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无疑是他实践内圣理想的开始，而且一旦开始，内修圣人之德便成了他终生不废的操守。28岁中进士后，他便改名国藩，这无疑构成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在内圣理想的基础上，又开启了志为国家藩篱、外建王者之功的不懈追求。
是读书启开了曾国藩内圣外王的追求，而内圣外王的追求也成了他进一步读书的动机与目的。这样的动机与目的，对普通人来说，也许过于高远，但在曾国藩身上，我们却更多地看到了极为切实的一面。他反复向弟弟们讲：读书只求两件事，一是增进道德；二是提升能力。他说：人生只有进德、修业两件事靠得住。所谓进德，指增进孝、悌、仁、义的品德；所谓修业，指写诗作文写字的本领，只要把握住进德与修业两项，就有了兴家立业的本钱。为此，曾国藩一再教诲弟弟们不要把宝全部押在功名上，譬如对四弟，当他看出四弟并非是求取功名的材料，就力劝四弟淡去科举功名之想转行孝悌，专司家务，认为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力就是一分学问，尽十分力就是十分学问。至于修业一项，曾国藩则乐观地认为：只要学业精通，即便得不到功名，也自有谋生之路。看似遥不可及的内圣外王理想，在曾国藩看来，其实可以平实地扎根于普通百姓的庸常日用之中，适用于每个人。
接下来自然是读书的内容与范围。正是在这一领域容易让今天的读者感到隔膜，需要进行一番化繁为简的清理与诠释。
曾国藩的读书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通过不断的调整，曾国藩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与关注，从而构筑出属于他自己的读书殿堂。前文已经说过，曾国藩于28岁那年会试后改名国藩，接着又通过了殿试和朝考，被道光皇帝从朝考第一等第三名拔置为第二名，由此进入了前途无量的翰林院，从而也结束了以科举为目的的读书阶段。仕途上的顺利强化了曾国藩进取的雄心，也催生了他按照内圣外王的需求重新调整读书路径的决心，“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曾国藩庄重地将这四句话铭于座右，他信心满满地对弟弟们说：只要立志苦读，欲为孔孟，就必成孔孟。
曾国藩说：“国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所谓姚先生，就是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的姚鼐。应当说，桐城派古文只有到了姚鼐才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他的“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的观点，开启了曾国藩对文章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由此形成有关读书治学的初始轮廓。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而于清代争讼一时的所谓汉学与宋学，前者即注重于考据，后者则注重于义理。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样的术语难免会感到陌生，甚至一头雾水。其实它并不神秘，就文章而言，当然是指阐述道理的文章，必须有一个主旨构成文章的灵魂，这就是所谓的义理；而要阐明这一主旨，即这一道理，就必须依靠确凿的证据，于是就有了考据；如何将论点论据组织起来，最后通过什么样的文字表述出来，也就有了辞章。这三种本来相互依存的要素，却由于人们的刻意偏重与强调，这才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三种学问门类，相互攻讦，致使原本简单的文章写作被复杂化为声势惊人的学术公案。是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相互为用，让曾国藩明了文章的本义，同时也为他读书治学画出了一张入门草图。
按照姚鼐《绪论》一文的导引，曾国藩阅读了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就中体会文章三种要素的交互为用，并努力理清他们的源流归属。
在此基础上，作为文章灵魂的义理引发曾国藩的格外关注，由此追索到宋学亦即程朱理学，他买来了《朱子全书》，但是以他当时的功力，一时难窥门径。于是，31岁那年，曾国藩登门拜谒同乡理学大师唐鉴唐镜海，请教读书之要。唐鉴告诉他，《朱子全书》最宜熟读，应立为课程，身体力行，并推荐倭仁倭艮峰，请曾国藩向他学习修身功夫。第二年的初冬，曾国藩拜谒了倭仁，向他请教如何将理学家的求道明理与慎独修身结合起来，由此真正开启他内修圣人之德的艰苦而坚韧的实践。其后，曾国藩冲破专治朱子一经的藩篱，从程颢、程颐到张载、周敦颐，通过大量阅读，曾国藩理清了理学发展的大体脉络。同时，他还兼治古文，读书治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6岁那年，曾国藩得了一场大病，前往报国寺养病，身体上的原因，使他不得不暂时搁置践行性很强的理学，用阅读他向来轻视的考据学方面的书籍来打发时光，不想巧遇考据名家刘传莹，二人各具短长，相互弥补，曾国藩向刘传莹传授了理学精要，也从刘传莹的那里学到了考据学以及由考据学派生出来的小学的知识，这就使他不仅改变了对这一门学问的轻视态度，更令他弥补了有关考订史实、训诂文字、辨别音韵等方面的欠缺，致使曾国藩的读书治学步入全面发展的轨道，为他日后独树一帜、卓成一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师从唐鉴之时，曾国藩就从老师那里知道了义理、考据、辞章三门学问之外还有经济之学。此经济学乃经世济用之学，囊括了政治、经济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与今天的狭义经济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经济之学在唐鉴那里被归入了义理一科。不过唐鉴的一句“经济不外看史”，却开启了曾国藩关注经济之学的读书门径。通过大量阅读，曾国藩毅然将经济之学从义理科中拿出，专列孔门政事之科，不仅变三种学问为四种学问，而且还将四种学问统统纳入礼学，认为礼学是四种学问的综合体，是经纬万汇的经世大法。鉴于古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曾国藩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仍然不惜耗时费力，从难以数计的古今人物中慎选三十二位圣哲，教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画像，合为一卷，藏于自家学馆，以方便弟弟、子侄及后人们阅读。这就是有名的《圣哲画像记》一文的由来。
不过，大名鼎鼎的王夫之王船山此时并未进入三十二名圣哲之列。这一年是是咸丰九年，将近四年之后，即同治元年十月，王船山才进入曾国藩的视野。同太平天国的战争趋向高潮这一急迫的现实，令他将目光锁定于同为湘籍的先贤王船山，王氏的《读通鉴论》与《宋论》对他平灭太平军乃至日后征剿捻军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发与借鉴，而且，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内圣外王的宏大抱负，曾国藩从更高更深的层次读懂了王船山的价值：要平息因私欲而起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而王船山所不懈研求的恰是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至此，曾国藩的读书治学在经世致用的道路上不仅空前开阔，而且由博返约，借对王船山的评价，归结出经纬万汇的礼学的核心命题在于仁心与礼制，从而对读书治学的内涵与功用的领悟最为简要地切中要害。
最后要说到曾国藩读书的方法与境界。
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曾国藩所说的读书，绝不单指看书，而是看（看书）、读（朗诵）、作（作文）、写（写字）四方面兼行，这就将读书上升为一个系统，强调多渠道同行并进，在一种综合互动中，实现读书收效的最大化。就读书而言，这种综合性的强调，应当是曾国藩读书方法上的一大特色，而且具有很高层次上的方法论意义。
从看的方面言，曾国藩最重视“专”字。他认同好朋友吴子序的话：用功好比挖井，与其多挖而不出水，不如守住一口井，力求挖出水来。为此他告诫弟弟们若志在经典，只须专攻一种经典；志在科举文体，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古文，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以兼营并务，兼营并务势必一无所能。
从读的方面言，曾国藩注重对诗文的吟诵把玩，以感受其中的声调、辞采与意韵。譬如他就能从韩愈的四言诗中吟味出亮如皎日、响如春雷的声气与光彩。他谈及读《四书》、《诗经》、《尚书》、《易经》、《左传》等经书，《昭明文选》，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的诗，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的文章，不高声朗读则不能领略到它雄伟的气概，不细咏静吟则不能探究它深远的韵致。
从作的方面言，曾国藩特别崇尚气的运行，主张写出生命的能量与昂扬，譬如对六弟，就曾鼓励他写出如火如荼的文章。基于对辞章学的深湛理解，他提出一个生动而形象的命题：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只有血气运行，人才有生气。这一命题，极大地张扬了文字在传道中的功用，由此表达他高度重视文字的观点。譬如对儿子，在肯定文字纯熟这一切实功夫的前提下，鼓励他们说：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
从写的方面言，曾国藩对于书法更有扎实而独到的感悟。譬如握笔，他主张握笔要高，可以握到笔管顶端为最好；再如用笔，他曾告诉儿子：写字的中锋，用笔尖着纸，而偏锋则用笔腹着纸，不向左边倒，就向右边倒，当将倒未倒的时候，一提笔就是蹲锋；特别是关于用墨更有精彩之论：自古以来的书法家，没有不善于使用墨的，能让一种神光活色浮在纸上，主要是由于墨的新旧浓淡、用墨的轻重缓急，这些都有传神的意念运行于其中，所以才能使光泽常新。
在强调看、读、作、写四方面同行并进这一综合性的基础上，曾国藩又将实践性引入读书的方法论之中，这就是他一再地，反复地强调的有恒。他不仅给自己制定了每日必做的课程，并将这一课程在信中告诉给弟弟们；他要求儿子看、读、写、作每天四方面一样都不能少。他还用“耐”字诀来解释有恒，强调：一句没有弄懂，就不看下句；今天没有弄懂，明天再接着读；今年不精通，明年再读。他甚至将这种有恒强调到一种极端的程度：不能因考试在即，就将未看完的书放下；必须从头至尾，句句看完。因为他懂得读书有成，需要日久年深的功夫，需要持之以恒的习惯。
至于曾国藩的读书境界，其实也是由方法而来的。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信中，提到朱子教人读书的方法在于“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关于虚心涵泳，曾国藩说得十精彩：涵者如同春雨滋润鲜花，又像清澈的渠水灌溉稻田。雨水滋润鲜花，太少了则无法浇透，太多了又会引起倒伏，不多不少才能使花儿得到水分的滋养；渠水灌溉稻秧，太少了稻秧就会因缺水而干枯，太多了又会造成涝灾，不多不少才能使稻秧茁壮成长。泳者，就像鱼儿嬉戏于水中，像人在水中洗足，程子说鱼跃进水潭，活活泼泼。于是曾氏得出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结论：善于读书的人，必须把书看做水，涵之泳之。涵泳二字具备方法与境界两种内涵，涵字是方法，泳字则是境界，而二者之间又存在天然的联系，只有涵字当头，才能抵达泳境。其实即便是涵字，也应该是在具备了相当的基础以后的事情，因为学习需要借已知克未知，在已知所提供的基础上，调动认知、理解、感悟甚至审美等全部心理能力，直到将未知彻底浸透甚至淹没，如同在足够而适量的水中游泳一样，才会进入自由灵动的化境。
三
毫无疑问，曾国藩的做人一定程度上基于他的读书。读书引导了他的做人，规范了他的做人，即便现实人生的世界再诡异莫测，曾国藩不得不随时调整自己的做人方略，甚至不得不违心地降低一些做人的标准，但总体而言，曾国藩都没有穿越读书所赋予他的人格底线。
通过读书，曾国藩确立了内圣外王的做人理想，对仁心与礼制这两个礼学的核心命题悟之弥深、行之益慎，而且，始终将它们落实到经世致用的轨道之上。
考察曾国藩的经世致用，可以从国、家（家族）、私（小家庭）三个层面入手。国，是他为臣为官的履职层面；家，是他为子为兄的尽责层面；私，是他为夫为父的表率层面。至于他的社会应酬、人际交往可大抵划附到这三个层面之中。曾国藩内修仁心，外行礼制，而所行的礼制绝不仅限于国的层面，如同他将内圣外王的理想落实到普通百姓的庸常日用中一样，他的礼制也从国的高端走出，降至家族，再降至家庭。而礼制之行的动力，则源自他终生不废所坚韧苦修出来的那颗仁爱之心。
关于国的层面，我们不妨从他人生的低谷说起。因为只有低谷，才能真正检验出人的操守。
我们清理一下曾国藩一生的功业。曾国藩一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位皇帝。自道光十八年（1838年，28岁），至咸丰二年（1852年，42岁），曾国藩作了十五年京官，其间的功业除了一次出京主持省级乡试，就是在侍郎任上给皇帝上折子，其中《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惹恼了咸丰皇帝，被“怒掷其折于地”，险些治罪。咸丰三年（1853年，43岁）至同治三年（1864年，54岁），曾国藩花了十一年多的时间平灭了太平军，官也做到两江总督，奉旨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从这年的八月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62岁）三月去世，在不足八年的时间里，曾国藩赴山东征剿捻军因病未果；处理天津教案，却备受诟病；官位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间轮换，六十大寿时，御赐“勋高柱石”匾额；建成江南制造总局、奏请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综观曾国藩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恐怕莫过于面向西方的开放性举措，但就当时的朝政以及他个人而言，最辉煌的功业却是平灭太平军，即便前者，也是由于这一功业的垫底才有所成就。
平灭太平军，是曾国藩人生功业的至高点，如同太阳行至正午，但是他的人生低谷却恰恰出现在这一阶段。
反思曾国藩的成功，简直是一个奇迹。曾国藩身为文人，也许入阁为相才是他仕途进取的正常路径，不想竟掌军为帅；这也许还不算什么，他竟然平地创出一个湘军，正是依靠这支湘军平灭了煊赫一时的太平天国，以致于居然抵达无湘不成军的盛境；而且，还是在礼法森严的帝国体制之内，更是在身为汉臣无可逃避地被异族君主百般猜忌的困境之中。曾国藩的人生低谷正是由此产生，而读书所赋予他的外建王者之功的意志也恰是由此勃然而兴。
鉴于薄俸制的弊病，曾国藩在自创的湘军中实行厚饷，但是这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实权。但是满清皇帝咸丰出于对汉人的不信任，何况曾国藩的逆鳞曾经深深地触痛了他的尊严，因此，无论曾国藩怎样需要实权，甚至越是需要，反而越是不授，迫使曾国藩只能以在籍虚衔的身份，艰难行事，诸如招兵、选将、购置武器，特别是筹集军饷，同地方实权派势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曾国藩被搞得焦头烂额，活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躁兽。正在这时，他父亲的去世救了他，他立刻上疏请求回家守孝，而且不等皇帝回复，便扔下军队，迳回湖南老家。皇帝当然不准，催他返军，他便趁机向皇帝倾倒苦水，以期得到皇帝的体谅，授予他实权。没想到，皇帝见太平军内部出现分裂，以为没有曾国藩也照样平乱，便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曾国藩一下子被晾在那里，他千辛万苦创建了湘军，重创了了太平军，最后胜利的桃子却被别人轻松摘走，曾国藩越想越不是滋味，特别是这等千载难逢的实现外王理想的机会就这样与自己失之交臂，曾国藩实在是不甘心。但是君命难违，臣下只能接受，因为帝制之下，一切政治资源都被朝廷垄断，离开朝廷的任用，将寸功难立。曾国藩不止无力回天，更被抛进巨大的尴尬与遗憾之中。
然而，恰是在他的人生跌落谷底、他的热望触及冰点之际，他的生命劲力反而被空前激发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读书，是读书为他的做人奠定了厚重而坚实的根底，借助这一根底，他的人生刚一触底，便立即引发巨大的反弹，曾国藩的精神世界就在这反弹中激射出灼人的光彩。
尽管权力已经被咸丰皇帝剥夺，但曾国藩凭借尚在军中的九弟曾国荃而绝处求生。他将自己不能实现的理想全部寄托在九弟的身上，他重新打起精神，要将九弟塑造成另一个自己。尽管家中与军营相隔遥远，但是凭借来往书信，曾国藩对九弟进行了最耐心、最精心、最切实、最周到、最细腻的雕塑，他对九弟说：“精神愈用愈出，智慧愈苦愈明”，这一惟有曾国藩才会说出来的话，足以历千秋而不朽。前句隐含一个“奋”字，后句直陈一个“苦”字，这恰是他从程朱理学的诚意践行特别是从倭仁的顽韧修身中学到的功夫，如今却被曾国藩用来鼓励九弟高调做事，这着实抓住了外建王者之功的实质性需求，即精神必须砥砺不止，智慧更须勤奋苦求。可谓寄望至切，用心弥深。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高调虽然骨子里是曾国藩的精神之本，但越到后来，却越是被一种深刻的警惕与谦抑所牢牢约束，因此，曾国藩的的昂扬进取也就转变成沉毅慎行。而这种转变，发生得那样急促。
曾国藩于咸丰七年二月初四（1857年2月27日）回家奔父丧，至咸丰八年六月初三（1858年7月13日）接到出办浙江军务的圣旨，其间历经一年零四个月的赋闲生活。世事如棋，因为太平军后来又重振声威，攻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朝廷又不得不重新启用曾国藩。
重掌军权的曾国藩，早已今非昔比，甚至有了两世为人的意味。这是曾被君王闲置的结果，巨大的尴尬与痛切的失落，仿佛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将曾国藩这块生硬的铁熔炼成柔韧的钢。曾国藩变刚直为圆融，由高昂转低调。
最堪玩味的是他对九弟的态度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迅速调整。窥究个中缘由，是易经的盛极而衰的变易思想对他形成了深刻警醒。对于失而复得的高位，他倍加珍惜，能否再度失去，他更心有余悸，警醒之心加倍升级，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极点。他提出让人悚然心惊的话题：曾家目前正值鼎盛，却恰是面临险境：一是按日中则昃，月盈而亏的规律，曾家难保不趋向衰落；二是管子曾经说过“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意思是粮食装满了斗，须用木板刮平，而人若是满了则由天来刮平。由此，曾国藩形成了一个十分可贵的思想：盈满之时，不待天平，当预先自平，这就需要严格的自我谦抑。首先要畏知天命，譬如对待攻克南京、平灭太平军这不世之功，不存奢望，只能敬听天命。
关于家族的层面，曾国藩投入的精力和关切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曾国藩做人不是以自身而是以家族为本位的。
曾国藩对家族的责任感之深切，确实很难找到可以比肩的例子。我们发现，他经世的对象不止于国，不止于社稷，不止于天下苍生，家也被含概其中，成为他所经之世的组成部分。于是经世致用的理想与抱负被他引入了家族。曾国藩科考成功后，对家族所做的最费精力的一件事，就是代父亲教弟弟读书。夸张点说，曾国藩有一种很深的兄弟情结，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写给弟弟们的信中，他道破了原委：“我一生在伦理方面，只有在兄弟这一层上最感惭愧。因为父亲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给了我，而我却没有能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全教给弟弟们，这是最大的不孝。”故此，曾国藩对弟弟的教育极其负责，甚至有些严苛。
曾国藩对家做的一个重要决定，是让四弟主持家政，因为四弟读书不敏，但持家有道。由此，曾国藩在朝中做官，为曾家撑出了门面；四弟曾国潢在后方打理家政，为他解除了后顾之忧。但是问题也接踵而至。曾国藩在京收入甚低，但乡绅家庭的门面却使家中的开销一夜暴涨。因此四弟在家中，借着哥哥的名望想法生财。四弟为人本来愿意揽事，于是包揽词讼、助人逃税一类的事应接不暇，大把大把的好处费源源不断地收入囊中。曾家成为实至名归的当地望族，家中的仆人已增至十多名。后来，九弟曾国荃于军中捞肥，又几次将钱财运回家中，致使曾家真正地跻身豪门。于是，勤俭家风渐失，豪奢之习日盛，致使深谙易理的曾国藩忧心忡忡。
于是如何规范家庭就被曾国藩早早地提上日程，自入京至去世，几乎写出了一千五百封家书。他首先羁勒四弟的出行。他告诫四弟乱世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他洞明世故，提醒四弟与官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这种告诫与提醒自道光二十八年曾家翻身之日起，反反复复，持续到同治年间，历时达十五年之久。
其次，他约束家中的建筑，针对九弟曾国荃和四弟曾国潢关于家中宅院、祠堂、书院乃至桥梁的建筑过于奢华、宏丽的问题，反复阐明自己的观点，即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一是考虑容易招人非议，更重要的难免被劫。他援引江西富户被焚的教训警醒弟弟，告诫弟弟曾家绝不可在奢华上面首开先例。
而用心最深最切的还在于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恢复勤俭家风。他担心子侄们享福太早，将来恐难到老，他甚至愿子孙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忧心败家成了曾国藩恒久不愈的一个心病。为此他一再提醒弟弟：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崇尚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境界。他引用“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的谚语，不厌其烦地告诫家人防骄戒傲、克勤克俭，提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要诀，他要求所有子侄辈们在家要经常做些打扫庭院之类的活；所有女孩子要学会洗衣、做饭、烧茶；新娘进门，应当进厨房做菜肴，尽量纺线织布。甚至竟然提出如下的苛刻要求：家中的成年女子，每年都要做一双鞋寄给我，各自表达自己的孝心，各自比赛针活的精细；所织的布，做成衣服、袜子寄来，我也可以看出她们在闺房里是勤快还是懒惰。而且连轿子的规格及所去的地方都提详细要求：远行可以坐篾轿，坐四人抬的大轿却不许。坐四人抬的呢轿就不许进县城和衡阳城，更不许去省城。
最后是小家庭的层面，包括自身及妻、子。这里的私是相对的，同国相比，家为私；而与大家相比，小家为私。早在道光二十九年，他就在给弟弟们的信中说：一般来说，做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感情深厚，而对兄弟感情淡薄。我自从三十岁以来，就认为做官发财可耻，认为官宦人家积攒钱财留给子孙令人羞愧，令人憎恨，所以内心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来留给后代，神明亲临见证，我绝不食言。将来如果在外地做官，俸禄收入较为丰厚，我自己发誓除廉俸之外，不拿一分钱。决不肯靠做官来发财，决不肯积留银钱给后人。我为官十多年，现在京中寓所全部东西只是书籍、衣服两样。将来我罢官回家，我夫妇所有的衣服，就与五兄弟抓阄平分。我所置办的书籍，就藏存在利见斋中，兄弟和后辈都不得私拿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我绝对不另外保存一件东西来作为做官得来的财产，连一根线、一粒米都不占为己有。
及至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给弟弟们的信中，则就四弟给他置私田一事表示了决绝的态度。他说：现在父亲与叔父还没有分家，两代兄弟和睦一堂，国藩自然没有购置私田的道理。这种风气一开，几位弟弟必定纷纷购置各自的私产。他要求四弟将所购的私田为自己脱手。要么作为祭田，要么转卖给他人，所得的银两作为家里的日常开支。
为了遏制相互攀比、竞相奢华之风，在曾国藩的主张下，曾家各支分开单过。分家前，由于弟弟持家，夫人和孩子的生活是不错的，但即便那时，曾国藩就曾怪罪季弟曾国葆给儿子路费过多，对儿子出门乘轿也严加责备。如今分了家，妻和子便被他不容量地拉来同自己一起恪守清廉。月费极少，女仆被辞，华丽衣服禁穿，男人看读作写日不缺乏一，女人衣食精细缺一不可，曾国藩为他们制订了日程表及工作量，由自己定期严格检查。而这时的曾国藩早已告别了京官时的清贫，相反收入颇丰，甚至抵达最高层次，但一是公用，二是应酬，除此，他宁可周济别人，也不留作家用。
四
的确，曾国藩从外建辉煌事功，到内治勤俭之家以及清操自守，都做得非常出色，说他是一棵巨树，一点也不夸张。而其根在读书，是读书为他的成功提供了支撑。这支撑有如坚实的根部，令他的做人有了持久的张力。张力的一维是雄强，另一维是畏慎，中间则编织着警觉、清醒、浑含、圆融等说诸多语汇，从而成就一种弹性和坚韧。这就是他成功的秘奥。而这正是我们由读书和做人的视角窥究出来的，也许相对而言，这一视角更为简捷。
同样简捷的是选材，大多出于曾国藩的家书，因为家书最大的特点是真实，而且丰富而又生动。此外还包括少量曾国藩与其他人的通信，再就是几篇曾国藩的文章，后者，可以使我们对曾国藩的读书与治学的了解相对系统一些。
另外，在具体篇章中，绝大多数都是根据本篇的题旨对材料进行节选，再由数篇节选“无缝拼接”成一篇。也有个别篇章则刻意保留了全信，其目的一是保留原信的生动性；二是保留原信的丰富性，以期让相对隔膜的历史生出一点温度，增大一些内涵。
第2章 读书篇（1）
一、守住一口井，直到挖出水来
【题解】
这两封信是曾国藩分别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公元1842年10月21日）和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公元1843年7月3日）写给四位弟弟及单独写给六弟的。
从现存的曾国藩家书看，前信是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写给弟弟们的第一封信。
曾国藩弟兄五位，四个姐妹，他是兄弟辈里排行最大的。二弟曾国潢（1820-1886），原名国英，字澄侯，族中排行第四，故称四弟；三弟曾国华（1822-1858），字温甫，族中排行第六，故称六弟，出继为叔父曾骥云之子，后战死于三河镇；四弟曾国荃（1824-1890），字沅甫，号叔纯，又名子植，族中排行第九，故称九弟，是弟兄中功业仅次于曾国藩的一位；五弟曾国葆（1828-1862），字季洪，后更名贞干，多称为季弟，病逝于军中。
夸张点说，曾国藩有一种很深的兄弟情结，正是在这封信中，他道破了原委：“我一生在伦理方面，只有在兄弟这一层上最感惭愧。因为父亲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给了我，而我却没有能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全教给弟弟们，这是最大的不孝。”故此，曾国藩对弟弟的教育极其负责，甚至有些严苛。相反对自己的儿子倒温和许多。也许是因为四位弟弟年龄渐长、教育问题比较迫切的缘故吧？
在这封信中，有关读书的思想比较丰富，诸如：刚日（即单日）读经，柔日（双日）读史的读书计划；有师友夹持着，即在一个相互影响、督促的读书环境中，即便是懦夫也会立志；做学问好比熬肉，须先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等，说得最深的则是关于乾与坤、乐与礼以及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且还以书法为例进行具体的阐释。
但是说得最多，或者说相对集中的一个思想是专字。曾国藩是从读书的目的讲起的，他说读书只求两件事，一是增进道德；二是提升能力。对前者，他只是一带而过，重点讲后者，强调学业精通，他乐观地认为：只要学业精通，即便得不到功名，也自有谋生之路。而要学业精通，只有一个字：专。他赞成朋友吴子序的话：用功好比挖井，与其多挖而不出水，不如守住一口井，力求挖出水来。这正是对专字的形象诠释。为此他告诫弟弟们若志在经典，只须专攻一种经典；志在科举文体，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古文，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以兼营并务，兼营并务势必一无所能。他说：具体说来，既看《史记》，就绝不能看其他书；即便不读熟也可以，不论哪样的书，总是必须从头到尾通看一遍；看总集不如看专集；要学诗，先必须看一家的诗集，不要东翻西看；先必须学一种体裁，不能同时学每种体裁，因为懂得了一种体裁，别的体裁也便都明白了。
此外还叮嘱六弟，对待别人，或师或友，都要尊重，否则就不会从别人身上学到东西。
要业务精湛，只一个专字
四位老弟足下：
九弟行程，计此时可以到家。自任丘发信之后，至今末接到第二封信，不胜悬悬，不知道上不甚艰险否？
四弟、六弟院试，计此时应已有信，而折差久不见来，实深悬望！
予身体较九弟在京时一样，总以耳鸣为苦。问之吴竹如云只有静养一法，非药物所能为力。而应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何能着实静养。拟搬进内城住，可省一半无谓之往还，现在尚未找得。
予时时自悔，终未能洗涤自新。九弟归去之后，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
九月十一日起，同课人议每课一文一诗，即于本日申刻用白摺写。予文诗极为同课人所赞赏，然予于八股绝无实学，虽感诸君奖许之殷，实则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摺差来，可付课文数篇回家。予居家懒做考差工夫，借此课以磨厉考具，或亦不至临场窘迫耳。
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渠言有窦兰泉者，见道极精当平实。窦亦深知予者，彼此现尚未拜往。
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
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见者数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是也。
蕙西尝言：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两人颇有此风味，故每见辄长谈不舍。
子序之为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语正与予病相合，盖予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
何子贞与予讲字极相合，谓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
陈岱云与吾处处痛痒相关，此九弟所知者也。
写至此，接得家书，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学怅怅然。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
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并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废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鹜，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此后写信来，诸弟各有专守之业，务须写明，且须详问极言，长篇累牍，使我读其手书，即可知其志向识见。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赏之；有疑义，可以问我共析之。且书信既详，则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乐何如乎？
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馀，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嗣后我写诸弟信，总用此格纸，弟宜存留，每年装订成册。其中好处，万不可忽略看过。诸弟写信寄我，亦须用一色格纸，以便装订。
谢果堂先生出京后，来信并诗二首。先生年已六十余。名望甚重，与予见面，彼此倾心，别后又拳拳不忘，想见老辈爱才之笃。兹将诗并予送诗附阅，传播里中，使共知此老为大君子也。
予有大铜尺一方，屡寻不得。九弟已带归否？频年寄黄芽白菜子，家中种否？在省时已买漆否？漆匠果用何人？信来并祈详示。兄国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公元1842年10月21日）
【译文】
四位老弟足下：
估计九弟的行程，现在能到家了。从在任丘发了上封信后，直到今天没接到第二封信，十分挂念。不知一路上艰苦危险否？四弟、六弟参加院试，估计这时应有信来，而送公文的差人久不见来，实令人深深盼望。
我的身体与九弟在京城的时候一样，总是因为耳鸣而苦恼。询问吴竹如，说是唯有静养，不是药物所能治愈的。而近来事务一天比一天多，我又向来性情浮躁，如何能静下来休养？计划搬进内城住，节省一半没必要往返的道路，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房子。我时常后悔，始终未能够全部改正缺点，使自己面貌一新。
弟回老家以后，我定下单日读经、双日读史的计划。可读经却经常懒散沉不下心来。读《后汉书》，现已用红笔圈点过八本，虽然全都记不住，但比起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刻。九月十一日起在一起研习功课的人商定每次写一篇文章作一首诗，就在今天申刻用白折写好。我的文、诗全为大家所称赞，然而我在八股文方面没真才实学，虽然感激各位朋友赞许的深情，实则越发感到愧疚。等下次信使来，可捎几篇课文回家。我住在家里不想为考差作准备，就趁此机会练练笔力，也许不至临场尴尬吧。
吴竹如近日与我交往很密切，一来便整天地在一起谈论，讲的都是关于身心国家的大道理。他说有个叫窦兰泉的人，学问很有见识而又最是淳朴。窦也认识我，目前还没有机会见面。竹如赞成我搬进城住，城内唐镜海先生可以做老师，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先生可以做朋友，有师友夹持着，即便懦夫也会立志。我想起朱子说过做学问好比熬肉，先必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我生平工夫全没用猛火煮过，虽稍有见识，也是从感悟中得来的。偶尔用功，也不过是兴之所致悠然玩索而已，就好像没有煮沸的汤，就赶紧用慢火温，将会越煮越不熟。于是急着想搬到城内，抛除一切杂想，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也催我快搬。而住在城外的朋友，我也有几位是经常见面的，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等。
蕙西说过，“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两人很有这样的味道。每次见面都长谈舍不得离开。子序的为人，我至今不能说出他的人品，但他的见识最大也最精，曾教导我说：“用功好比挖井，与其挖好几口井而都不出水，不若守住一口，力求挖出水来，而用之不竭。”这话正说中我的毛病。我正是所谓挖井多但都不出水的那种人。
何子贞与我谈书法，见解非常相投，他认为我真正明白书法的根本道理，千万不能自暴自弃。我常说天下万事万理，都出于《乾》、《坤》两卦。即便以写字来说，纯凭精神游走，大气鼓荡，脉络畅达，心潜沉于内而自由运转，这就是乾道。结构精巧，明与暗合乎法度，长与短做到适宜，这就是坤道。所有关于乾的，都是从神气上说；所有关于坤的，都是从形体上说。礼与乐不可以一刻从身上离开，就是这个道理。乐依据于乾，礼依据于坤。写字时悠然自得，力量充满內心，就是乐的含义；笔画起落转折，每一细微之处都合乎法度，就是礼的含义。偶与子贞谈到这些，子贞深以为然，并说他生平所下的功夫，全在于此。陈岱云和我处处痛痒相关，这九弟是知道的。
写到这里，接到家信。得知四弟、六弟未能够入学，心中惆怅。但科名的有无和迟早，总是由前世缘分决定的，丝毫不能勉强。我们读书，求的只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增进道德，讲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方法，以图得个无愧于此生；一件事是提升能力，练习记忆、诵读、词句、篇章的方法，以图养身糊口。增进道德一事，难以完全说清楚，至于提升能力以卫护自身，请允许我说说。
卫护自身，最主要的是谋食。农民、工人、商人，是凭劳力来求取食物的；士人，是劳心来求取食物的。故而或吃朝廷的俸禄，或在乡间教书，或做有钱人的食客，或进入官幕充当宾僚，都必须计量自己的才学，足以自食其力而无愧。科举功名，是获得俸禄的阶梯，也必须计量自己的才学，能使自己今后不至于尸位素餐，由此而得到功名才不会有愧。
功名这碗饭能否得到呢？通与不通，由老天做主，给与不给，由别人做主；而学业精与不精，则由我自己做主。但我没见过学业真正精通而始终吃不上饭的。
农民真正尽力耕作，虽然有灾荒，但必定有丰年；商人真正蓄有货物，纵有积压滞留，但必定有流通的时候；士人真正精于学业，怎会终身得不到功名呢？即便终身得不到功名，又怎么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谋生呢？只是担心学业不精而已。
要求得业务精湛，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一个专字而巳。谚语说：“艺多不养身”，说的就是不专。我掘井多而无泉水可饮，正是不专的过失所致。
各位弟弟总须努力攻研专业。如果九弟志在习字，也不必把其他学业全都废弃，但每日练字时绝不能不提起精神去做，随时随事，都能有所触悟。四弟、六弟，我不知是否有专门的兴趣？如果志在穷究经典，那么就必须专攻一种经典；如果志在科举文体，那么就必须专看一家文稿；如果志在古文，那么就必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种诗道理也一样，作笔帖也是如此，万不可以兼营并务，兼营并务势必一无所能。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今后写信来，诸弟各有专攻的学业，必须写明告诉我。写得详尽细致，哪怕是长篇累牍也没关系。这样我看了信，就能明白诸弟的志向与识见。凡是专修一业的人，必有心得，也必有疑义。各位弟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欣赏；有疑义，可以请我一起分析。况且书信写得详明，虽四千里外兄弟不亚于共处一室，这是何等的乐趣。
我一生在伦理方面，只有在兄弟这一层上最感惭愧。因为父亲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给了我，而我却没有能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全教给弟弟们，这是最大的不孝。九弟在京一年多，进步不大，每一想起，无地自容。往后给诸弟写信，总用此格纸，诸弟最好保存下来，每年装订成册。此中的好处，千万不可忽视。诸弟写信给我，也最好用同样格纸，便于装订。
谢果堂先生离开京城后，给我寄来信和两首诗。谢先生已六十多岁，名望很重，与我会面，很快就彼此倾心，别后又念念不忘，可以想见老辈爱才的诚笃。现将先生的诗与我送先生的诗附后请阅，在乡间传播，让大家知道这位前辈是真正君子。
我有一条大铜尺，多次寻找也没找到，九弟是不是把它带回去了？我每年给家中寄黄芽白菜籽，家中种了它以后收成怎样？你们在省城时买好了油漆没有？刷漆匠到底用谁？来信时请一并详细说明。兄国藩手具
功课无一定法，只须专而已
温甫六弟左右：
五月廿九、六月初一连接弟三月初一、四月廿五、五月初一三次所发之信，并四书文二首，笔仗实实可爱。
信中有云，“于兄弟则直达其隐，父子祖孙间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数语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为至诚可质天地，何妨直情径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亲之地，亦有事须委曲以行之者。吾过矣！吾过矣！
香海为人最好，吾虽未与久居，而相知颇深，尔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两君，吾皆未见，大约可为尔之师。或师之，或友之，在弟自为审择。若果威仪可则，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师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视为等夷，渐至慢亵，则不复能受其益矣。
尔三月之信，所定功课太多，多则必不能专，万万不可。后信言已向陈季牧借《史记》，此不可不熟看之书。尔既看《史记》，则断不可看他书。功课无一定呆法，但须专耳。余从前教诸弟，常限以功课，近来觉限人以课程，往往强人以所难，苟其不愿，虽日日遵照限程，亦复无益。故近来教弟，但有一“专”字耳。专字之外，又有数语教弟，兹特刊督冷金笺写出，弟可贴之座右，时时省览，并抄一付寄家中三弟。
香海言时文须学《东莱博议》，甚是。尔先须过笔圈点一遍，然后自选几篇读熟。即不读亦可，无论何书，总须从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乱翻几页，摘抄几篇，而此书之大局精处茫然不知也。
学诗从《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此事人人意见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诗，而苦不能步趋，故兼读元遗山集。吾作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尔要学诗，先须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先须学一体，不可各体同学，盖明一体则皆明也。凌笛舟最善为律诗，若在省，尔可就之求教。
习字临《千字文》亦可，但须有恒。每日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陈季牧最喜谈字，且深思善悟。吾见其寄岱云信，实能知写字之法，可爱可畏。尔可从之切磋，此等好学之友，愈多愈好。
来信要我寄诗回南，余今年身体不甚壮健，不能用心，故作诗绝少，仅作感春诗七古五章，慷慨悲歌，自谓不让陈卧子，而语太激烈，不敢示人。余则仅作应酬诗数首，了无可观。顷作寄贤弟诗二首，弟观之以为何如？
京笔现在无便可寄，总在秋间寄回。若无笔写，暂向陈季牧借一支，后日还他可也。
兄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 公元1843年7月3日）
【译文】
温甫六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