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犹大之窗 作者:约翰·狄克森·卡尔

在一月四号,星期六的傍晚,一个准备结婚的年轻男子到格鲁斯维诺街的一栋房子去见他未来的岳父。这个年轻男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不过比大多数的人略为有钱些。吉姆·安士伟个子很高,脾气很好,一头金发。他有那种一般人都喜欢的随和个性,对人了无恶意。他的嗜好是看谋杀推理小说,就跟你我的嗜好一样。他有时会喝得太多,有时会出乖露丑,也跟你我一样。最后,因为是他亡母的遗产继承人,所以在别人眼里是个黄金单身汉。

在看以下这件谋杀案时,最好把这些事实记在心里。

这些就是他拜访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这件事背后的事实。在索塞克斯一场圣诞节的家庭派对中,安士伟认识了玛丽·胡弥。他们之间的爱情来得突然而认真:早在初见面的十二个小时之后就谈到这件事,元旦那天,他们就订婚了。为此,安士伟的堂哥——雷金纳上尉,也就是他们的介绍人,还想要向他拿五十镑,安士伟给了雷金纳一张一百镑的支票,还做了其他类似这样的事。玛丽写信把他们订婚的事告诉她的父亲,她父亲回信来祝贺她。

这实在很让人高兴。艾佛瑞·胡弥先生是首邑银行的董事,也是这家银行在圣詹姆士分行的旧任经理,可不是一个会对这类事情等闲视之的人。他这个人可以说是既正直又疑心很重。从他在北方一个工业小镇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时就已经显现出来。因此,在一月四号那天,吉姆·安士伟必须离开一天到伦敦去办事,然后预备去见他未来的岳父。他只有一件事弄不明白。早上九点钟,玛丽到火车站给他送行的时候,他不明白她的脸为什么那么苍白。

那天傍晚六点刚过的时候,他在往格鲁斯维诺街去的路上还在想这件事。他不必和艾佛瑞·胡弥联络,那位老人家自己在当天下午就打了电话到安士伟的住处,邀他到家里来。他很客气,但是令人感到冰冷而一本正经,让安士伟模糊地觉得应该是很合于当时的情况:“考虑到我所听说的那些事情,我认为我们最好把和我女儿有关的问题解决一下。今晚六点方便吗?”

这实在不像“嗨,来见个面”,安士伟想道。这老家伙至少该请他去吃晚饭吧。而且,他赴约也迟到了:一场白色的大雾阻碍了交通,他的计程车只能慢慢蠕动,回想起玛丽害怕的面孔,他不禁狐疑。去他的,胡弥不可能是那样一个讨厌的人吧!如果他真是如此的话,他这个听话的女婿准备告诉他该在什么地方放手。接着他告诉自己说这太无聊了,他为什么要紧张呢?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年代,要说还有哪个会因见到新娘子的家人而紧张的话,那只有在喜剧里才看得到。

这可不是喜剧。

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是一栋很坚固、黄色砂岩所盖成的房子,有着很不方便的窗前阳台,和他原先想象的一样。一位很传统的管家请他走进陈设很传统的门厅,门厅里回响着一座大型挂钟的滴答声,钟上的指针指着六点十分。

“我——呃——姓安士伟,”他说,“胡弥先生约我来的。”

“是,先生,请把帽子和大衣交给我好吗?”

就在这时候,吉姆毫无来由地掉了手上的帽子。那是一顶常礼帽,一路滚到了门厅的那头。他感觉自己脸红到脖子根,尤其是想到自己像个大傻瓜似地站在安静的门厅里,而那位管家十分镇静地过去把他的帽子捡了回来。他脱口就把心里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情说了出来。

“我的大衣就穿着,”吉姆·安士伟很唐突地说。在他说这句蠢话的时候,语气很蛮横,“带我去见胡弥先生。”

“是,先生,劳驾走这边好吗?”

要带他去的那个房间在屋子后面。在他们经过大厅那道大楼梯时,他看到有人在上面看他。他觉得那是一个戴着眼镜、相貌可人的女子。那想必是艾蜜莉亚·乔丹小姐,玛丽曾经说过,她和她父亲在一起有好多年了。他想着不知道那位老先生的弟弟,史本赛·胡弥大夫,是不是也在那里对他检视一番。

“——来见您,老爷,”那位管家说。

他的向导打开了一间大房间的门,里面布置得像间办公室,只不过有个小柜子。房间正中有一张很摩登的平桌面书桌,桌上还亮着一盏很摩登的台灯,另外一个让人觉得这里像个办公室(或者甚至像是一间保险库)的地方,在那两扇窗子上:两扇窗都装了遮板,而遮板看来是钢铁做的。这个地方是由上个世纪一间挑高而冰冷的后客厅改装而成,黑色的壁纸上一度有过金色的花纹,另外还有几把勉强可坐的椅子。在房门对面的那面墙,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的壁炉,华美而毫无装饰。房间里唯一的装饰品固定在这座壁炉上方的墙壁上:三支箭矢,摆成一个三角形。原先一度染成三种不同的颜色,而且好像刻有日期:可是每支箭后面的羽毛看起来都干枯而扭曲了。在那三角形的正中,是一块铜制的饰板或是奖章。

玛丽·胡弥的父亲由书桌后面站了起来,灯光照在他脸上,他显然刚刚才把棋盘收起来,把棋子放进盒子里,他把盒子推到一边。艾佛瑞·胡弥是个中等身材、骨架很大的男人,六十多岁了还活力十足,眼神沉郁,仅剩的一些灰黑头发,小心地梳理得横过巨大的头颅。他穿了一套灰色苏格兰呢的西装,里面是高高的老式硬领,打了条歪七扭八的领带。安士伟起先很不喜欢他那对突眼中的表情,但那种表情变了。

“这样就可以了,戴尔,”他对管家说,“去把车子替乔丹小姐开过来。”他的声音毫无表情。而他转过来望着他的客人,脸上既不热诚,也无敌意,同样没有表情,“请坐,我想我们有很多话要谈。”

胡弥等到房门关上了,然后靠坐在他书桌后面的椅子里,看着自己的两手,他的手指很粗,指头圆钝,但保养得很好。他突然继续说道:

“我看你是在看我的奖品。”

安士伟的脸又红了,只觉得有什么事非常不对劲,就把眼光从他主人身后墙上的几支箭矢那里收了回来,他注意到三角形最底下的那支箭上满是灰尘,黄棕色的,刻着“一九三四”的年份。

“你对射箭有兴趣吗?先生?”

“我小时候在北方,就拉四十磅的弓,像这里的男孩玩板球和足球一样。我发现在这里还很流行,”那浑厚的声音停了下来。艾佛瑞·胡弥似乎在考虑着每一个念头,就好像他在绕着打转,加以审视,有如一个人在看一栋房子似的。“我是皇家射箭协会的会员,也是肯特郡护林官协会的成员。这几支箭都是射箭大赛的奖品,是肯特郡护林官协会年度大会里的比赛,最先射中金标——”

“金标?”他的客人重复了一遍,觉得这样的强调有点恶意。

“就是靶心啦,最先射中靶心的就成为下一年这个协会的护林官长。在十二年里,我赢了三次。这些都还是很好的箭,可以杀得了人。”

安士伟强忍下瞪着对方的念头,“很有用,”他说,“可是我说呀,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到这里来偷东西的,也不是来杀人的,除非真有那个必要。重点是,我想要娶胡弥小姐,而——呃,事情怎么样?”

“那是很荣幸的事,”胡弥说着,第一次露出了笑脸,“我能不能请你喝一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

“谢谢你,先生,”对方很宽慰地说道。

胡弥站了起来,走到小柜子旁边。他拨开了酒瓶的塞子,加苏打水调了两杯很薄的酒,端着走了回来。

“祝你财源茂盛,”他继续说道,表情有些改变,“詹姆士·卡普隆·安士伟先生,”他把这位客人的全名说了一遍,两眼一眨也不眨地正视着他,“我很坦白地跟你说,那件婚事会有好处,可以说对双方都大有好处。你也知道,我已经答应了,我完全找不到任何反对的理由。”安士伟凑着酒杯口说了句什么——“我有幸见过已故的安士伟夫人,我知道你们家族的经济状况很稳定。所以我准备告诉你……老兄,老兄,你怎么了?你疯了吗?”

安士伟看到他的主人把酒杯举到一半就停了下来,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可是他眼前看来很怪异,好像有什么烧灼着他的喉咙,然后沿着他的两肩,再往上到了他两边的太阳穴。他的头开始发晕,眼前的一切都在打转,书桌向前倾倒。他试着站起身来,知道自己一定是倒靠在桌子边上,在他失去知觉之前,最后疯狂的念头是知道他的酒被下了药;但即使是这一点,也被他两耳里的轰响阻绝在外。

即使是在痛苦中,仍有着一连串不曾中断的想法,“那杯威士忌里有什么东西”不停在他脑海里打转,好像和他一起苏醒了过来。他坐起身子,感觉到他的背卡在一张硬背椅子里,他的头似乎一路旋转着往天花板升了上去,在他恢复视力之前,他必须先压抑住胃里那种作呕的感觉。那花了一段时间,而亮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他对着光眨了好几次眼。原来就是那盏有个弧形绿色灯罩的台灯。

一阵全然的恐慌,继之而来的是:模糊地想起自己置身何处。接着他一下子全记起来了。就在胡弥正在祝福那场婚事的当中,有什么使得他的客人失去了知觉。胡弥想必放了什么在他的威士忌里,可是这太荒谬了。胡弥为什么要放什么在酒里呢?胡弥人又到哪里去了?

安士伟突然觉得他必须找到胡弥,于是撑着让自己站了起来。他头痛欲裂:他的嘴里像刚吃过薄荷糖,还流了些口水。只要他能跟谁说说话,他就会没事了。这种情形就像赶丢了一班火车,或是就在你能动弹之前,看着游行队伍的尾巴在街那头消失不见。到底出了什么事?他这样子又有多久了?他身上仍然穿着大衣,让他在掏表的时候笨手笨脚的。他先前到这栋房子里来的时候是六点十分。现在手上一只看起来不像是真的表,上面的时间是六点三十分。

他伸手撑住书桌,低头望着地板来稳住他摇晃的视线。就因为这样,他顺着桌子底边往左看过去,看到一只老式的系带靴子,以及有几吋拉得很紧的袜子。他走到书桌的另外一边时。还被这只脚绊了一下。

“起来。”他听到自己说道,“起来,你该死的!”

然后又是他自己的声音,更加可怜地说:“从地上爬起来,说话!”

艾佛瑞·胡弥没有起来,他朝左侧躺在那两扇窗和办公桌之间,离书桌近到他那只伸长的右手碰到桌子,就好像他想抱着桌子一样。安士伟把他翻过来仰面躺着。有什么随着身体翻了起来,使得安士伟猛然后退,以避免被那个东西碰到。他也看到有血。一根细长、圆柱形的木头从胡弥的胸口伸了出来,还有相当的高度。在那支有八时插进了胡弥心脏的箭杆尾端,附有三支污损而灰尘满布的羽毛。

那个人死了,可还是温热的,已死的那张阴郁的脸上看来既吃惊又愤怒;高领和领带都皱了;两手都有灰尘,而右手掌上还有一道割伤。

安士伟想站起身来,同时又想跳开,结果差点朝后跌倒。然后他感觉到——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大衣底下的裤子口袋里鼓鼓的。胡弥实在不可能这样躺在他自己的地毯中间,身子扭曲得像只母鸡,衣服上全是血,那盏台灯的光照着吸墨纸,照着浅棕色的地毯,照着那死人张着的嘴巴。

非常惊慌的年轻人四下环顾着那个房间,他身后的那面墙上是房门,左边的墙上是那两扇有遮板的窗子,右边墙前立着小柜子,而在他正前方的那面墙上挂着那几支箭——可是现在只剩两支箭了。原先是三角形底边的那支上面刻着“一九三四”字样的箭,现在插在胡弥的身上。漆成暗棕黄色的箭上原本有三支羽毛;正中间那支蓝色的羽毛不知是撕坏还是断裂了。

在他的潜意识里,从一进门就觉得这栋房子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和胡弥的会面看来很是奇幻。那位灰扑扑的管家,在门厅里滴答作响的大钟,靠在楼上栏杆边的女人,在在都似乎是陷阱或幻象的一部分。在他失去知觉的这段时间里,有人进来杀了胡弥。可是凶手到哪里去了呢?他显然不在房间里;房间里空空的,连个壁橱也没有。

他再朝后退了一些,觉得在他手里什么地方有个响亮而始终不断的声音,原来是他那只表走动的声音。他把表放回口袋里,走到了门前,可是他将门钮转动了好几次之后,才发现原来门从里面闩住了。

可是有人出去了呀!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边。两扇窗子上的钢铁遮板也都锁上了,以一根平平的铁条像门闩一样紧紧地插进锁孔里。

接着他很快地在房间里绕了一圈,没有其他的出入口。他起先唯一没有注意到的是一具两根铁管的电热器,装在白色大理石的壁炉里。这样也不可能由烟囱进出了;气孔只有一吋宽,满是油烟,没有动过,电热让人觉得有热风吹出来,使他注意到自己穿着大衣有多热。而且,他刚才走得也太快。胡弥是自杀的吗?胡弥是不是疯了,所以安排了这场怪异的自杀之舞来嫁祸他人;像他最喜欢看的那类书里常见的状况?胡说八道!那,唯一另外的可能是——

可是一定不会有人相信是他干的吧?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何况,他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他的酒被下了药。他确实没有看见胡弥把什么放进他的酒杯里,可是威士忌的确有什么人用什么法子下了药。他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突然清醒地回想起他甚至没把酒喝完。在第一阵反胃的黑浪袭来的时候,他很本能地将酒杯放在他椅子边的地板上。

现在他匆匆赶过去寻找。可是酒杯不见了,而且他在房间里到处都找不到。胡弥给他自己调的那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也不见踪影。

这时候他渐渐感到身陷恐惧之中,他去检视了小柜子。那上面有一个装威士忌的雕花玻璃瓶,一个有虹吸管的苏打水瓶,以及四只酒杯。酒瓶里的酒满到瓶塞;而苏打水瓶里一滴苏打水都没有吸出过;四个酒杯干干净净,擦得雪亮,显然都没有用过。

他后来回想起在这时候他大声地说了句话,可是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他说这话是为了遮没他的思想,好像说得很快的话,就可以拦阻自己多想什么。可是他必须想一想。时间不停地过去;他仍然听得见表的滴答声。既然那扇门和两扇窗子都是由里面锁上的,那他就是唯一能杀死胡弥的人。这就像他自己最喜欢的小说变成了一场噩梦。只不过,在现实世界里的警察不会相信你的清白,他们会吊死你。而且当然可说有什么精巧的机关让其实身在门外的人能由里面把门锁上——可是他看过了这扇门,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他又回去再看看那扇门。那是一扇厚重的橡木门,紧紧嵌在门框里,抵紧了地板,门开关时还会刮到地板。甚至于没有可以动手脚的锁孔:门上装着的是一把耶鲁锁,但是已经坏了,门锁始终都维持在“开”的位置。现在这扇门是用一根又长又重的门闩闩住,而且由于很少使用而紧到他想试着拉动一下的时候,却发现就连他也必须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拉动。

拉门闩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在看他的右手。他把手掌打开,再仔细地看了看;然后他走到灯光下再好好看清楚。他的手指,拇指和手掌上都有灰灰的尘土,在他握拳时觉得像有沙子的感觉。这是从哪里来的?他很确定自己在进到这个房间之后没有碰过什么有灰尘的东西。他这时又感觉到裤袋里有东西;很不习惯的一大坨;可是他没有查看,因为他有些害怕会发现那是什么。然后。他的视线由带有催眠作用的台灯灯光转向地下的尸体。

那支箭因为长年挂在墙上,已经积了一层灰灰的尘土:唯一的例外是箭杆上有一道细线,想来是贴着墙的部分。箭杆上的积尘现在只有一处给弄乱弄脏了,大约在箭杆一半的地方,看来像是有人握过那里。他弯身去看,即使是肉眼也能看到清楚的指纹。安士伟再看看他自己的手,伸在他的面前,好像被火烧了似的。

在那一瞬间,他说,他突然模糊地想到那个打给他的电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有玛丽苍白的脸,以及在索塞克斯的某些谈话,还有前夜匆匆写就的一封信。可是那只像一片云或是一道鬼影,一个在他耳边经过的名字。他在艾佛瑞·胡弥的书房里,站在艾佛瑞·胡弥的尸体旁边,再也找不着了,因为有其他的事物要他注意。

不对,那不是脉搏在他头里跃动的声音。

那声音是有什么人在敲门。

伦敦中央刑事法院

似乎发生的经过

中央刑事法院

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

詹姆士·卡普隆·安士伟公诉案

罪名:蓄意谋杀艾佛瑞·胡弥

主审法官:包德金法官

律师:

 控方:王室法律顾问华特·史东爵士(首席检察官)

韩特利·劳顿先生

约翰·史普拉格先生

 辩方:王室法律顾问亨利·梅利维尔爵士

0l 所做之真实证言……

“所有来至中央刑事法院在吾王之法官面前听审之相关人士向前就座。

“天佑吾王,及吾王之法官大人。”

在一号法庭里,“红衣”法官正在就座。法官包德金先生是个矮胖子,他身上那件开了黑衩的红袍使他显得更矮更胖。可是他的姿态却是生气勃勃。在一顶合适得就像是他自己头发似的灰色假发下,那张圆脸精神奕奕,小小的细长眼睛原本会显得惺忪的,却警醒得让他有种校长站在一群学生前面的神气。

对坐在律师席后面保留座位的艾芙莲和我来说,这个地方看来不像个法庭,倒像间学校。就连桌子都排得像教室里一样。法庭上方是一个漆成白色的大穹顶,最上面却是一方平的玻璃屋顶,给三月清晨的阳光照得有些朦胧。四壁都有相当高度的橡木镶板。隐藏在镶板上沿后面的电灯,把黄色的光投射到白色穹顶上,使橡木看来很轻,也把法庭其余的木制部分变成有种发黄的颜色。这里之所以会像间教室,很可能是因为打扫得千干净净的缘故。或者也可能是这里完全没有匆促或慌乱的感觉,就像是一具老挂钟的钟摆。

从我们坐着的地方——在律师席后面——我们只能看到那些律师袍服和假发的背影:几层往下的白色假发,都带着像扣子似的发鬈。一小撮人,彼此俯过身去耳语交谈。在我们左边是一块高起的大平台,目前是空着的。我们的正对面,在有围栏的律师席再过去,就是陪审团席,旁边是证人席,我们的右边则是法官席。后面是一排很大的高背椅:邦国之剑【The Sword of State,作为王权标志的一部分,象征君王可以邦国之力抗敌的权力,及维护国家权力与和平的责任。——注】直直地悬挂在正中间的那张椅子上方。

法官包德金大人向律师们、法庭的职员,以及陪审团鞠躬为礼。他鞠躬时弯腰,像在行额手礼。就在他下方那张桌子后面的两名职员转过身去,一起鞠躬行礼,两个人都很高,戴着假发,穿着袍子,而他们一起深深弯腰行礼的时间和法官行礼的时间配合得恰到好处,让人觉得像是滑稽木偶戏里的动作。然后法庭里的人坐好,咳嗽声开始响了起来。法官包德金大人让自己坐在邦国之剑左边的那张椅子上:绝不坐正中那把椅子,那是保留给市长大人或是其他哪位高级市政官的。戴上一副玳瑁框的眼镜之后,法官包德金大人拿起一支笔,把一本大笔记簿里的纸抚平。在法庭的玻璃屋顶上方,三月的阳光变强了,然后又减弱。他们把被告带了进来。

你没法长久地望着嫌犯,他由两个警察夹着站在那个大台子上。至少我没法久久地看着他,那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残忍。这还是艾芙莲和我第一次见到安士伟。他是个看来很正派的年轻人——几乎法庭里的每一个人在照镜子的时候,都会看到和他相似的人。尽管他衣着光鲜而且刚刮过胡子,却有那么一种神情,让人觉得他对所发生的事情并不特别在意。但他硬邦邦地立正站着。有几个很残忍的社会版记者坐在我们后面:他并没有朝我们这边看,等起诉书向他宣读完毕之后,他回答“我无罪”的声音却突然有股反抗的意味。在法庭里从来不说不必要的话,法官似乎都用手势来指示一切。

“我谨向全能的上帝发誓。”他们正在让陪审团宣誓,“我必尽力仔细聆听检方及被告所做之真实证言,并根据证据做公正判决。”

这里是你离开校长办公室之后的一间教室,只是后面有根绞索。满怀疑惑的艾芙莲,用手遮着嘴说话。她一直在望着我们前面那排穿黑绸袍子的背影。

“肯,我实在不明白,H.M.【亨利·梅利维尔爵士(Sir Henry Merrivale)名字的缩写。——注】为什么要上法庭?我是说,我知道他一向和政府方面的人不和;尤其是跟内政部长每次见面都会吵架;可是他跟警方关系密切,那个探长……他叫什么来着?”

“马斯特司?”

“马斯特司,不错。他都会先听H.M.的忠告,才听他上司的话。哎,要是H.M.能证明安士伟这家伙是清白的,为什么不证明给警方看,让警方把这案子销了呢?”

我不知道。在这一点上,H.M.就是怎么样也不肯说。虽然我们前面的律师现在全都背对着我们。可是很容易就能找出H.M.,他一个人坐在前面长椅上的左边,两只手肘往外撑在桌子上,使得他那件旧袍子让他显得更为胖大,而他的假发也戴得很奇怪。在他右边同一张长椅上坐着控方的律师——华特·史东爵士、韩特利·劳顿先生,还有约翰·史普拉格先生——正凑在一起商议。他们的低语声听不清楚。H.M.面前的桌子上比较干净,检方律师面前却堆满了书本,打印得很整齐的摘要,黄色的卷宗夹里放着官方的照片,另外还有崭新的粉红色吸墨纸。每一个背影看来都很严肃。但是只要有人的眼光飘向H.M.时,我就会感到(或者说我觉得自己能感到)在成为“老贝利”【Old Bailey,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别称。——注】的那种故作礼貌状的假面具下,有那么一点讽刺的意味。

艾芙莲也感觉到了,她非常生气。

“他不该上法庭来的,”她坚持道,“他在大战前就有了律师资格,可是乐丽波普亲口告诉我,说他有十五年没接过案子了,他们会吃定他的。你看看他在那边坐着,像一只喝醉了的猫头鹰!只要他们惹毛了他,他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你知道他一定会那样的。”

我不得不承认他不是能中选的律师当中最好的一个。“好像他最后一次出庭的时候引起了骚动。而且,我个人认为向陪审团发言时一开始就是:‘呃,各位呆子’,实在太过轻率。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的原因,他就是打赢了那场官司。”

陪审团继续宣誓着,法庭里充满了叽叽嘎嘎的响声和嗡嗡的说话声。艾芙莲越过了在法庭中间那张律师用的长桌往下看,每一个位子上都坐得有人,而那张桌子上摆满了装在信封或盒子里的各种证物。另外还有两件很奇怪的证物立在旁边,靠近法庭速记员所坐的小隔间。然后艾芙莲抬头去看像个瑜伽修行者那样漠然坐着的法官包德金先生。

“法官看起来很……严格。”

“他是很严格。他也是全英国最聪明的人之一。”

“那要是这个家伙有罪的话,”艾芙莲说。她指的是那个不能说的人,“你觉得是他干的吗?”

她说话的语气就像旁观者提起这件事来一样的偷偷摸摸。私底下,我认为安士伟若不是有罪,就是疯了,也许两者都是。我倒相当肯定他们会把他绞死。他的确也尽可能做了好多让他自己受绞刑的事。可是现在不是想这件事的时候。最后一批陪审员,包括两位女士,已经顺利宣誓完毕。起诉书又再次向被告宣读了一遍。有人清了下嗓子。检察总长华特·史东爵士站起身来,为检方先做开场白。

“庭上,各位陪审员。”

一片沉寂之中。华特·史东爵士的声音响起,有种很奇怪的效果,好像是由深渊中发出来的。他抬起下巴,我们看到的是他假发蓬乱的顶部。我觉得在整场审判中,我们只在他转过身来的时候看过一次他的脸:那是一张红红的长脸,有一根很长的鼻子和很凌厉的眼睛。他完全没有一点人情味,十足的死气沉沉。他经常一副像体恤的老师在问有点智障的学生的模样。他维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声音很轻快,却字正腔圆得像个演员。

“庭上,各位陪审员,”检察总长开始说道,“对嫌犯起诉的罪名,正如各位所听到的,是谋杀。本人的责任,就在向各位说明检方将根据线索来侦办这个案子。各位可以相信检察官通常都是不得已才担起这样的责任来。本案的被害人是一个普遍受到尊敬的人,多年来都在首邑银行担任要职。后来,我想,他还升任了那家银行董事会的一员。而犯下罪行的被告,出身世家,教养良好,家道富有,比其他的人要幸运得多。但所有的事实,都要送呈各位面前;而这些证据,我相信,不会引致其他结论,而会证明艾佛瑞·胡弥先生就是被拘提到此的嫌犯所无情地杀死的。

“被害人是一名鳏夫,死亡时和他的女儿玛丽·胡弥小姐、他的弟弟史本赛·胡弥医师,以及他的机要秘书艾蜜莉亚·乔丹小姐一起住在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三号到今年一月五号,这两个礼拜里,玛丽·胡弥小姐不在家里,到索塞克斯拜访友人。各位会听说到在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清晨,死者收到胡弥小姐的一封来信,信中宣布了胡弥小姐已经订婚,准备下嫁给詹姆士·安士伟,也就是本案被告,他们是在她朋友家中认识的。

“各位也会听说到,在接到这个消息时,死者起初非常高兴,表示他自己热烈赞同。他写了一封道贺的信给胡弥小姐,而且至少和她就这个问题通过一次电话。考虑到嫌犯的前途无量,各位也许认为他应该觉得很满意,可是我必须请各位注意后续的发展。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一月四日之间,死者对这件婚事(还有对嫌犯本人)的态度有了突然而完全的改变。

“各位陪审员,这个改变是什么时候、又是为什么产生的,检方不准备说明,但是检方要请各位考虑一下,这样的改变对嫌犯是不是会有任何影响。各位会听说到,在一月四日,星期六的早上,死者又收到胡弥小姐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里说被告那天会在伦敦,胡弥先生毫不浪费时间地立刻和嫌犯联络。在星期六下午一点三十分时,他打电话到嫌犯位于杜克街的公寓。死者这次对嫌犯所说的话有两名证人听见。各位会听说到。他是用什么样的字句和什么样尖刻的语气和嫌犯说话,各位也会听说到,死者在挂上电话之后,曾大声地说道:‘我亲爱的安士伟,我要制得你服服帖帖的,你这该死的。’”

华特·史东爵士停了下来。

他这番话说来毫不带感情,一面看着手上的文件,好像要确定话都说得正确。有几个人很本能地望向嫌犯,现在他坐在被告席,两边各有一名狱警坐在他身旁。我觉得嫌犯似乎对这一切早有准备。

“在这次电话交谈中,死者请嫌犯在当晚六点钟到格鲁斯维诺街的住所去,各位也会听说到,后来他关照管家说他正在等六点钟来的客人,这个人(以他本人的话来说是)‘可能会有点麻烦,因为这个人不能信任’。

“大约五点十五分左右,死者回到他设在房子后面的书房,或可说是办公室去休息。我必须先向各位说明,在他长年为银行工作的期间,他在家里给自己弄了一间合乎他需要的私人办公室。你们会看到这个房间只有三个出入口:一扇门和两扇窗子。门是一扇既厚重又紧密的门,由里面用门闩闩住。甚至没有锁孔;门由外侧锁上时,则用耶鲁的弹簧锁。两扇窗子都装了钢铁的遮板,而各位也会听说到那是完全防盗的装置。死者生前习惯于将必须带回家来的重要文件或信件收在这个房间里。但是这间书房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当做‘保险库’使用了,死者也不觉得有将门窗关上遮板或上锁的必要。

“死者后来只在那里放着他的‘奖品’。各位陪审员,这里说的是死者非常热衷于射箭这种娱乐。他是皇家射箭协会的成员,也是肯特郡护林官协会的成员,这两个协会都是为推行这种古老的优良运动而成立的。在他书房的墙上挂着一些由肯特郡护林官协会年度竞赛得来的奖品,包括三支箭——每支箭上都刻有得胜的年份:一九二八、一九三二、一九三四,以及由肯特郡护林官协会为一九三四年破纪录的分数还是中靶次数而颁发的一枚铜质奖章。

“有这些背景的死者在一月四日星期六傍晚五点十五分左右进入了他的书房,现在请注意接下来的事情!这时候,死者叫来他的管家戴尔,指示他将窗子的遮板关上锁好。戴尔说:‘遮板吗?’他表示惊讶,因为自从死者不再把这个房间当办公室使用之后,就再也没做过这种事。死者说:‘照我说的话去做。你以为我想让傅来明看到那个傻瓜来找麻烦吗?’

“各位会听说到,所提到的鲁道夫·傅来明先生,也是一位射箭的同好,他是死者的朋友,就住在隔壁:事实上,他所住的房子就在书房窗外,只隔着一条窄窄的通道。戴尔遵照死者的指示,将遮板关上锁好。值得注意的是,那两扇上下开动的窗子也是由里面上锁的。戴尔先确定屋子里一切安排就绪,然后注意到在小柜子上有一个酒瓶,里面装着一直满到瓶塞的威士忌,一个没有用过的虹吸式苏打水瓶,以及四个干净的酒杯。戴尔离开了房间。

“六点十分时,嫌犯抵达了。各位会听到有关的证词,让各位决定他究竟是不是在极其激动的状态。他拒绝脱下大衣,要求马上带他去见胡弥先生。戴尔带他去了书房,然后离开房间,顺手关了房门。

“大约六点十二分左右,仍然在门外小走廊上的戴尔听到嫌犯说:‘我不是到这里来杀人的,除非真有那个必要。’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听到胡弥先生大声叫道:‘老兄,你怎么了?你疯了吗?’他还听到某些声音,将来都会形容给各位听。”

这回检察总长只略微停顿了一下。华特·史东爵士越来越起劲:虽然他仍然维持着冷淡的态度口若悬河地发言,也仍然刻意字正腔圆地读出他引用的句子。他唯一的手势是用他的食指随着他所念的每一个字慢慢地移向陪审团。华特爵士是个很高的人,而他黑色袍服的袖子有点飘动。

“就在这时候,各位陪审员,戴尔敲门问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的雇主回答说:‘没事,我能料理好。走开!’于是他就走开了。

“到了六点三十分。艾蜜莉亚·乔丹小姐下楼来,在走出大门之前,先去了书房,她正准备敲门,却听见嫌犯的声音说:‘起来!起来,你该死的!’乔丹小姐试了下门把,发现房间从里面闩住了。于是她由小走廊跑过去,碰到了正走进小走廊里来的戴尔。她对他说:‘他们在打架,他们彼此要杀对方;快去拦阻他们。’戴尔说最好去叫警察来。乔丹小姐说:‘你是个胆小鬼,跑到隔壁去把傅来明先生找来。’戴尔建议说这时候乔丹小姐最好不要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最好是她自己去叫傅来明先生。

“于是她就去了,却看到傅来明先生正离开家门往外走。傅来明先生陪她回来之后,发现戴尔正拿着一根拨火棍从厨房进来。他们三人一起走到书房门口,戴尔敲了敲门,经过一分钟之后,他们听到有声音,很正确地认为是在门的那一边把门闩慢慢地由插孔中抽出来的声音。我说‘很正确地’,各位陪审员。那根门闩的确是在那时候抽开来的,而那是一根很难拉开的门闩,需要相当大的力气才能拉得动,这件事嫌犯本人也再三地表示过。

“嫌犯把门拉开了几吋。在看到他们之后,他把门整个打开,说道:‘好了,你们不如进来吧。’

“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们也许会、也许不会认为这句话很冷漠无情。那个情况就是:胡弥先生躺在窗子和书桌之间,你们会听到有关位置所在的叙述。一支箭插进他心口里,仍然竖立在尸体上。你们会听到经认定在最后见到死者和凶嫌单独在一起时,那支箭还挂在书房的墙上。这一点,也确实经由嫌犯本人确认过了。

“关于这一支箭,我们要以医学证据,证明箭矢是以什么样的力量和方向刺进身体,使得刺穿心脏而造成立即死亡。

“各位会听到专家证人的证词,证明那支箭不可能是射出来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是由一张弓射出来的,而是用作手持的武器,像用刀一样。

“你们也会听到警官作证,说在那支箭(那支挂在墙上已经有很多年的箭)上面积了一层灰。那些灰尘只有一处弄乱的地方,而在那里发现了清楚的指纹。

“最后,各位会听说到,这些指纹正是在押被告的指纹。

“现在,嫌犯打开书房的门让乔丹小姐、傅来明先生和那位管家进去之后怎么样了呢?他们会证明房间里只有他和死者。傅来明先生对他说:‘谁干的?’嫌犯回答说:‘我想你们会说是我干的。’傅来明先生说:‘呃,那你已经把他杀死了;我们最好找警察来。’不过,他们还是先检查了那个房间:发现窗子的铁遮板仍然由里面锁住,而窗子同样地也由里面锁住了。我们会向各位说明,他们发现嫌犯独自一人和遭到谋杀的死者在一间这种情况下无法进出的房间里;而且,我们也可以很确实地说,那里没有任何一点缝隙能让另外一个人出入。在傅来明先生搜查那个房间的那段时间里,凶嫌坐在一张椅子上,神情显然十分镇定(不过这件事各位必须听过证人的说辞);抽了一支烟。”

有人咳嗽了一声。

这声咳嗽绝非故意,因为法庭里所有的人脸上都表情严肃;但是咳声还是引起了一阵骚动。我不知道大部分人对这事有什么看法。然而。这类事情造成一种气氛,而这种气氛有些不祥。坐在我们后面市地公司座位上的是两位女士。一个长得很好看,穿了件豹皮大衣;另外一个相貌不能说是丑陋,至少很平庸,在她那张贵族化的脸上化了浓妆。我们应该很公正地承认她们并没有扭动身子,或是发出笑声,或是大声说话,她们冷硬的耳语声只有我们听得到。

豹皮女子说:“你知道吗?我有次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见过他耶。我说,这可不是让人兴奋得可怕吗?想想看,再过不到三个礼拜,他就要给绞死了。”

平庸面孔说:“你觉得这很有意思吗,亲爱的?我真希望他们会给我们一个舒服的地方坐坐。”

华特·史东爵士往后靠在长椅的靠背上,两手顺着椅背伸了出去,打量着陪审团。

“现在,各位陪审员,嫌犯本人对这些事情又有什么说法呢?他怎么解释胡弥先生死亡时,只有他一个人和死者在一起的事实呢?他怎么解释他的指纹在凶器上呢?他怎么解释另外一件会再提陈给各位的事实,那就是他为什么带着一把手枪到那栋房子去?各位会听到他对傅来明先生、对戴尔、对在发现尸体后不久赶到的史本赛·胡弥医师所说的不同说辞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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