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5]列宁把《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这个阶段同无产阶级专政联系了起来：“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第3卷，第129页）
[896]1875年3月18日给倍倍尔的信。在这封信里恩格斯还建议——他在这里毫无疑问是忠实于马克思的——“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sen）”（《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4页）。这让人想到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的文章中的用语“共同的政权”。
[897]《列宁选集》，第3卷，第169页。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更多地引用列宁的话。在《国家与革命》中他说：“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同上）稍后他又说：“既然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同上书，第147—148页）
[898]在科莱蒂（Ludo Colletti）看来，这是列宁对政治理论最重大的贡献，见其FromRousseau to Lenin（《从卢梭到列宁》），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2，p.224。
[899]《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130，191页。
[900]同上书，第201页。
[901]列宁十分肯定地说：“民主也是国家，在国家消失时民主也会消失。”（《列宁选集》，第3卷，第185页）又说：“民主……是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因此“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同上书，第184页）。
[902]《列宁选集》，第3卷，第190页。
[903]这严格地限于指他的学说本身。从推测的角度，可以并且也时常有人认为，马克思“在精神气质上”很接近列宁，他会赞同列宁主义的政党理论。由于马克思毫无疑问（如我们今天会说的那样）是个精英论者，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不过马克思的“精英论”是哲学的而不是组织上的“精英论”（参见第692页注1）。因此关键依然是，列宁的政党学说不是马克思的学说。
[904]对政党问题更全面的讨论，见David McLellan，“Marx, Engles and Lenin on Party andState”（麦克莱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政党与国家”），in The 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ed.by Leslie Holmes, Beverley Hills：Sage，1981，pp.7—31；Klaus von Beyme，“Karl Marx and Party Theory”（贝伊姆：“马克思和政党理论”），i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Winter 1985。另见佩里卡尼：《职业革命家》，尤其是Chap.3—5。
[905]《列宁选集》，第3卷，第151页。不过这是极罕见的说法。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含糊地说：“公社不应当是个议会机构，而应当是……工作机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列宁评论道：“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构’。”（《列宁选集》，第3卷，第151页）这一建议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列宁却没有给予说明。
[906]例如见《国家与革命》第5章第4节对平等概念牵强附会的说明，以及第4章第6节对多数和少数貌似有理的区分。列宁在这里大声说：“不是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列宁选集》，第3卷，第184页）由此可见，列宁并没有停留在这个观点上，而是又倒向了得到他赞成的论点。
[907]《列宁选集》，第3卷，第247—248页。列宁的两句引文出自恩格斯。
[908]同上书，第184，203页。
[909]关于早期的苏联政权，重要的研究仍然是E.H.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3 vols.；以及他的The Inter regnum 1923—1924（《权力真空期，1923—1924》），New York：Macmillan，1950，1954。另见Leonard Schapiro, The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夏皮罗：《共产党独裁的起源》），New York：Praeget，1965；Alfred Meyer, Leninism（迈耶：《列宁主义》），New York：Praeger，1962；Adam Ulam, Lenin and the Bolsheviks（乌拉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2nd ed.，London：Fontana Collins，1969。
[910]这个标签最初是铁托用来指他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不过从1945年到1947年，这种制度最有意义的精心操作却是发生在苏联占领的国家。早期的研究是Michel, Henry Fabre, Theorie des Democracies Populaires（法布尔：《人民民主理论》），Paris：Pedone，1950；特别应参见Z.K.Brzezunski, The Soviet Bloc：Unity and Conflict（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团结与冲突》），rev.ed.，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Press，1967；Francis J.Kase, People’s Democracy：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ommunist Theory of State and Revolution（凯斯：《人民民主：对共产党国家与革命学说之研究的贡献》），Leiden：Sijthoff，1968；F.Fejto,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Democracies：Eastern Europe Since Stalin（费日托：《人民民主国家史：斯大林后的东欧》），New York：Praeger，1971。
[911]这句话中的“专政”和“独裁”的原文都是dictatorship，故作者如是说。可参见第7章第5节。——译注
[912]《列宁选集》，第3卷，第187页。
[913]苏联的《哲学小词典》（莫斯科，1955）对此作了解释。这本书没有收入“直接民主”的词条，却用12栏的篇幅说明“人民民主”。
[914]我这里转述的是斯大林的观点。见其Leninism, Selected Writing（《列宁主义文选》），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2。列宁也会同意这种观点的。
[915]H.Kelse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Bolshevism（凯尔森：《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学说》），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48，p.57.
[916]M.Duverger, Les Partis Politiques（迪韦尔热：《政党》），Paris：Colin，1954，p.293.为何“一党制”代替了“不要政党”的方案，见我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分析的架构》，尤其是pp.39—42。
[917]《政党和政党制度》，Chap.7。
[918]同苏联相比，所谓东欧多元主义的放松，见G.Ionescu,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Communist States（约内斯库：《欧洲共产党国家的政治》），New York：Praeger，1967。约内斯库也强调了“所有这些政权的工具性质”。不过我强调的不是放松控制，而是那些可以定义“民主”的特征。另见L.Holmes, The 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Party and State under Communism；以及M.Drachkovitch, ed.，East Central Europe：Yesterday, Today, Tomorrow（德拉什科维奇编：《中东欧：昨天、今天、明天》），Stanford：Hoover Institute Press，1982。
[919]J.Barents, Democracy, an Unagonized Reappraisal（拜兰兹：《民主：引不起烦恼的评价》），The Hague：Van Keulen，1958，pp.28—29.
[920]不能认为这只是《国家与革命》中的观点。列宁亲眼看到了官僚制度的怪物在不断发展，他就是在它的折磨中去世的。从1920年直到去世，他一直在警告“官僚主义的扭曲”、“可悲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主义的毒瘤”，这显然是因为上面那个许诺。关于这个问题，见M.Levin, Lenin’s Last Struggle（莱文：《列宁的最后斗争》），New York：Pantheon Books，1968。
[921]请记住，这也是列宁退一步的立场，不但《国家与革命》如此（第6章），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也有。
[922]见Collected Work（《列宁文集》），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3，31：355。
[923]L.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科拉克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2：489，396.
[9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4页。
[925]《列宁选集》，第3卷，第197页。
[926]《列宁选集》，第3卷，第134页。
[927]见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1：241。应当强调的是，列宁没有考虑国家的持续时间，他把国家消亡描述成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不但是《国家与革命》和《四月提纲》的看法，列宁后来对官僚化的所有诅咒都包含着这层意思，甚至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掌权经验使列宁延迟了消灭国家时，他也从未主张国家应经过一个先强后弱的过程。
[928]B.Russell, What Is Demoracy?（罗素：《什么是民主？》），London：Phoenix，1946，p.11.
[929]Rourdt.27.
[930]《代议制政府》，第3章。
[931]见C.Macpherson,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pp.5，12及相关各处。
[932]Jack Lively, Democracy（莱夫利：《民主》），Oxford：Basil Blackwell，1975，p.34.
[933]参见第2章，特别是第1、4两节。
[934]米塔斯塔齐奥（Metastasio，1698—1782）是18世纪意大利诗人，当时最著名的歌剧剧本作家。这句话见于他的歌剧剧本《德米特里》和他为莫扎特写的歌剧脚本《女人心》。——译注
[935]Demetrio（《德米特里》），II，3.
[936]J.F.Revel, Totalitarian Temptation, p.236.
[937]对不同政体进行比较性评价，需要正确地以描述比较描述、以规定比较规定。见本书第1章第4节。
[938]语见《斯宾诺莎通信集》50。——译注
[939]见Cranston, Freedom, p.112。
[940]见第9章第1—3节。另见我的文章“Guidelines for Concept Analysis”，in Sartori,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pp.15—22。波普小瞧了词语的力量，因为他并不重视定义。例如见其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开放社会及其敌人》），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52，2：9—21。
[941]见《资本论》第二版前言。这是专门针对黑格尔辩证法说的，不过对此也可作一般性的理解。
[942]见官方的《联共（布）党史》（1939），第4章第2节。这份文献也以斯大林的名义单独出版过，书名是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0）。
[943]J.J.Kirkpatrick, 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柯克帕特里克：《独裁制度和双重标准》），New York：Simon&Schuster，1982，p.135.
[944]“monarchy”（君主制）是由“mon”（一人）和“archy”（统治）构成。——译注
[945]研究从感情角度利用语言的标准著作，见Charles L.Stevensen, Ethics and Language（斯特文森：《伦理学和语目》），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45。但是这里的问题属于有关宣传的研究范围。
[946]关于这个问题，柯克帕特里克在《独裁制度和双重标准》中敏锐指出，共产党的制度不再“通过传播它的价值并赢得别人对这些价值的支持”而发展，“共产党制度的发展，是通过把自己等同于竞争活动中的一些特殊符号，以此去混淆问题、站队划线”。共产党的运动“系统地掩盖自己的身份”、“通过同对手的符号策略地结合起来”而得到发展（p.136）。
[947]根据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强调这一因素的研究，见S.Chakhotin.The Rape of theMasses（查霍廷：《强暴群众》），New York：Alliance，1940。不过我强调的是对观念的“操作”，例如见Max Lerner, Ideas are Weapon（勒纳：《观念就是武器》），New York：Viking Press，1939。不过特别应当参见Marcello Taddei, Il Crampo Mentale e la Società Totalitaria（塔德：《思想疼挛和极权社会》），Firenze：Casati，1985。
[948]论战的起源是Edward Shils，“The End of Ideology”（希尔斯：“意识形态的终结”），in Encounter, November 1995；S.M.Lipset, Political Man（利普塞特：《政治人》），Garden City, N.Y.：Doubleday，1960，Chap.13；Raymond Aron（见第729页注2）；当然还有丹尼尔·贝尔。关于这场争论，见M.Rejai, ed.，Decline of Ideology?（李加：《意识形态的衰落？》），Chicago：Aldine，1971；C.I.Waxman, ed.，The End of Ideology Debate（瓦科斯曼：《意识形态终结的论战》），New York：Funk&Wagnalls，1968。
[949]宗教是难以定义的，而且一神论显然也不是一个定义性的特征。但是，无论我们对宗教的理解多么宽泛，儒家思想似乎与伦理需要宗教支持的论断相矛盾。
[950]见H.D.Lasswell, Politics：Who Gets What, When, How（拉斯维尔：《政治：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如何得到》），New York：McGraw-Hill，1936。
[951]见R.Aron, G.Kennan, R.Oppenheimer, et al.，World Technology and Human Destiny（阿隆等：《世界技术和人类命运》），Ann Arbor：Univ.of Michigan Press，1963，p.6。
[952]参见J.K.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加尔布雷斯：《富足的社会》），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8。
[953]主要警告来自非专业的经济学家，如“罗马俱乐部”。见D.H.Meadows, et al.，TheLimits to Growth（米多斯等：《增长的限度》），New York：Universe Books，1972；M.Mesarovic&E.Pestel, Mankind at the Turning Point（米萨洛维奇等：《转折点上的人类》），New York：Dotton，1974。直到今天，判断增长条件并讨论其含义的文献，很难说是属于经济学的主流。见R.L.Heilbroner, An E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海尔布罗纳：《人类前景研究》），New York：Norton，1975；W.Ophuls.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carcity（奥费尔：《生态学和匮乏政治学》），San Francisco：Freeman，1977；H.Daly, Steady State Economics（达利：《稳态经济学》），San Francisco：Freeman，1980；R.J.Barnet, The Lean Years：Politics in the Age of Scarcity（巴尼特：《贫乏的年代：匮乏时代的政治》），New York：Simon&Schuster，1980。
[954]一般性的讨论见E.Larrabee&R.Meyersohn, eds.，Mass Leisure（拉拉比等编：《大众的闲暇》），Glencoe：Free Press，1958。在这个问题上，弗里德曼（G.Friedmann）对仅仅作为空闲的“空余时间”和填充这种时间的“自由时间”作了区分。
[955]见J.Kincand，“Resource Scarcity in Western Political Theory：the Contest of Body andSoul”（“西方政治理论中的资源匮乏：灵肉之争”），in Scarce National Resources, ed.by S.Welch&R.Miewald, Beverly Hills：Sage，1983。
[956]利益概念的这一转变已随着本特利（Arthut Bentley）而进入社会科学，并且被政治学中信奉行为主义的人大量采用。一本很能说明问题的回溯历史的读物是L.Ornaghi, Il Concetio di“Interesse”（奥纳依：《“利益”概念》），Milano：Giuffre，1984。
[957]这是基督教的信条，康德在第一条绝对律令中将其概括如下：只遵照你愿意让其成为普遍法律的信条行动。
[958]这对“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同样适用。至于什么样的行动或规则具有最大的功利，这个问题对我的观点并不重要。不过我当然同意，规则功利主义更有可能导致“开明的”利益。
[959]关于这一特殊问题，见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Press，1965。一般的讨论以及对个人行为和集体后果问题的不同看法，见Brian Barry&Russell Hardin, eds.，Rational Man and Irrational Society?An Introduction and Sourcebook（巴里等编：《理性人和非理性的社会？导读与文献》），Beverly Hills：Sage，1982。
[960]Heilbroner, An E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 pp.159—160.
[961]在我看来，达伦道夫的“生活机会”是对自由主义精神更恰当的解释，比波普的开放社会还要准确，后者的“开放”基本上是认识论的。
[962]K.Martin, French Liberal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马丁：《18世纪法国的自由思想》），London：Turnstile，1954，p.278.这段话针对启蒙时代，但对我们更为真切。
[963]见本书第3章，尤其是第1节，我在那里用很长的篇幅对忘记了政治中“应然”因素的“拙劣的现实主义”作了批判。
[964]在这方面，为了使追求“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年轻人文化出现，已做了许多工作。Ronald Ing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因格尔哈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公众中正在变化的价值和政治风格》），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Harold L.Wilensky在Working Life（维林斯基：《劳动的一生》，ed.by B.Gardell&G.Johansson, New York：Wiley，1981）一书中正确指出，除了处理方式上的弱点，因格尔哈特使用的资料也说明，“刺激西方公众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绩效和政治秩序”（p.260）。此外，惧怕匮乏或富足状态的终结，很容易使后物质主义者重新产生物质上的关切。后物质主义的价值似乎没有被重新组合。
[965]收在F.A.Hayek, ed.，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哈耶克编：《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4，pp.112—113。
[966]见Ideology and Utopia, p.192及Chap.IV，3，passim。
[967]如文中所示，我是从与意识形态（ideology，即“对观念的讨论”）的字面含义相伴而生的字面含义上使用“ideocracy”的，而不是指拉斯维尔和卡普兰的政治化含义，它所指的是“以符号的操纵作为主要权力形式的任何政治机构”。（Power and Societ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0，pp.212—213）
[968]“意识形态”一词是德斯蒂·德·特雷西（Destutt de Tracy）于1796年所创，毫无恶意地用来指一门研究观念形成的科学。拿破仑曾把“意识形态学家”说成是一些从事没有具体内容的空泛思辨的人物，从而使这个词产生了贬义。马克思则给了意识形态一个相反的贬义：观念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有其阶级利益的根源。列宁在意识形态的过剩问题上同马克思意见相左（因为他捍卫起着动员作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但他也保留了马克思赋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个标签的诅咒价值。此外，希特勒强大的宣传机器也从轻蔑的含义上使用“意识形态”，用它来指资本主义的和民主的意识形态。
[969]一般讨论见Walter Carlsnaes,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Analysis：A CriticalExamination of Its Usage by Marx, Lenin and Mannheim（卡尔斯纳斯：《意识形态概念和政治分析：对马克思、列宁和曼海姆使用该词的评价》），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81。非常广泛的讨论见Hans Barth, Truth and Ideology（巴茨：《真理与意识形态》），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争论（截止到卢卡奇和葛兰西），见Martin Seliger, 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Ideology（塞利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对曼海姆的专论见Jean Maquet, La Sociologie de la Connaissance（马克：《知识社会学》），Louvain：Nauwelaerts，1949；Robert K.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rev.ed.，Glencoe：Free Press，1957，Chap.3 and esp.13；P.Simmonds, Karl Mannheim’s Sociology of Knowledge（西蒙兹：《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Oxford：Clarendon，1978。
[970]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rev.ed.，New York：Collier Books，1962，p.400.弗里德里克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把所有观念体系统统称为意识形态……是混乱的说法……意识形态是同行动有关的观念体系。”（Man and His Government[《人及其政府》]，p.89）
[971]Antonio Gramsci, Quaderni del Carcere（葛兰西：《狱中札记》），Totino：Einaudi，1975，No.10，Part 2，Sect.2.这基本上是列宁主义的观点。
[972]这是我在“Politics, Ideology and Belief System”（“政治、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i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une 1969）中讨论的问题。这篇文章也谈及给意识形态一个严格的、十分明确的和可以把握的定义的理由。另见M.Seliger, Ideology and Politics（塞利格尔：《意识形态和政治》，London：Allen&Unwin，1976），此书对这个“包容性概念”作了难以令人信服的辩护。据他的论证，一切政治都有规范性和道德的成分（我同意这个前提），这就证明了“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不可分离性”（p.135）。但是塞利格尔应当证明（他根本没有这样做）“意识形态”等于“价值”，而这种等式是我强烈排斥的。
[973]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ed.，p.457.
[974]曼海姆长篇大论地谈到这个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放弃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思想有其“阶级环境”，而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的存在条件”靠拢。他的办法是，知识分子是一个摆脱了阶级条件的非阶级（non-class），从而躲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控。然而，曼海姆的这个例外葬送了原则：如果只有非思想家（非知识分子）进行意识形态思维，我们也就无法讨论思维了。更广泛的讨论见G.Sartori, La Politica：Logicae Metodo in Scienze Sociali（萨托利：《政治学：社会科学的逻辑和方法》），Milano：SugarCo，1979，pp.101—118。
[975]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2：215.
[976]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p.503.
[977]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p.90.
[978]这也适用于曼海姆及其学派。应当记住，舍勒（Max Scheler）和索罗金（P.A.Sorokin，他的《社会和文化动力》扩展成了四卷）都鼓吹知识社会学，其中的“理想因素”制约着存在的因素。从这种立场中不会产生认识论问题。
[979]Jon Elster, Sow Grapes：Studies in the Subverston of Rationlity（《酸葡萄：理性的瓦解之研究》），Cambridge：Cambridge Univsersity Press，1983，pp.143，147.艾尔斯特声明，他的第二个目的“是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提供微观基础”（p.142）。我确实发现他的论证咄咄逼人，却很难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协调一致。
[980]W.Wedlé，“Sur le Concept d’Idéologie”（维德勒：“关于意识形态概念”），in Le ContratSocial，2（1959）：77.
[981]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p.89.
[982]带着重号的话引自Jacques Barzun, The House of Intellect（巴尔赞：《智慧屋》），NewYork：Harper，1959，pp.15及相关各处。
[983]Ortega y Gasset, Revés de Almanaque（1930），III, in Obras（Madrid，1932），p.742.
[984]这是个由波兰人和俄国人发明的词。它的起源见A.Gella，“An Introduction to theSociology of the Intelligentsia”（盖拉：“文人社会学导论”），载The Intelligentsias and the Intellectuals, ed.by A.Gella, Beverly Hills：Sage，1976；Hugh Seton Watson，“The Russian Intellectuals”（瓦特森：“俄国知识分子”），载The Intellectuals：A Controversial Purtrait, ed.by G.B.de Huszar, Glencoe：Free Press，1960，pp.41ff。另，这本书中选录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别尔佳耶夫的文章。全面的讨论见Pellicani, Rivoluzionari di Professione（佩里卡尼：《职业革命家》）。
[985]本达这本著作英译本的名称是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的反叛》）；引文出自1958年法文版，pp.139—148。
[986]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sim, p.50.贝尔本人并没有说“超越”，我不过是受到了他的启发。
[987]我在这里无法讨论进步问题，有两本令人兴奋的著作是R.Nisbet, The History of theIdea of Progress（尼斯比特：《进步观念史》），New York：Basic Books，1980；G.Almond, M.Chodorow，&R.Harvey Pearce, eds.，Progress and Its Discontents（阿尔蒙德等编：《进步及其不满》），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988]据希腊神话，西西弗斯为科林斯王，生前罪恶累累，死后在地狱中被罚推石上山，但推上去又滚下来，往复不止，劳苦不已。——译注
[989]Horace，710.
[990]E.Burke, Two Speeches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关于和美洲和解的两篇演说》），第2篇，1775年3月。
[991]莎士比亚：《暴风雨》，第二幕，I。
[992]《联邦党人文集》出色地说明了我的想法。我注意到了La Politica中的两条建议，见pp.38—39，73—75，125—130。